世人皆知，助成袁世凱帝制者，是楊度、孫毓筠、嚴復、李燮和、胡瑛、劉師培等所謂的“籌安會六君子”。然而，袁世凱復闢帝制的中堅力量卻是他的“十三太保”。
他們是：袁世凱
族侄袁乃寬
財神梁士詒
軍師楊杏城
幹殿下段芝貴
內務總長朱啟鈐
小智囊阮忠樞
表弟張鎮芳
參謀顧問夏壽田
參謀顧問顧鰲
健將朱家寶
周自齊
曹汝霖
袁世凱開始登上政治舞臺的時刻，正值中國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將要走完其漫長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給中華民族帶來創鉅痛深的甲午戰爭的前後。戰前，他是李鴻章淮系軍孫中山袁世凱閥集團的一名初露頭角的走卒。戰後，趁淮系軍閥衰落的時機，他在小站創練了一支新式陸軍，並以此為資本，破壞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運動，撲滅了反帝愛國的義和團起義，在中外反動派的一片喝彩聲中，爬上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顯赫職位。他敏銳地覺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如不謀求新的對策，很難再繼續維持其統治。因此，從1901至1908年，他戴著“急進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理論綱領為指導，以那支新式陸軍為核心，透過辦“新政”，組織起一個龐大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這個新興的集團是淮系軍閥集團的延續和發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結果，是帝國主義侵華由瓜分政策轉到“保全(清朝)政策”的產物。
袁世凱正是依靠這個集團的勢力，不遺餘力地支撐著搖搖欲墜的封建專制王朝，破壞正在蓬勃發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然而，當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風暴來臨的前夕，他在與世襲的滿族親貴集團的戰爭中遭到了慘敗，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臺。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陷於崩潰的絕境。歷史發展造成了一種新的局勢和條件，使得已經失勢三年的袁世凱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結起北洋集團的軍事政治力量，贏得了帝國主義和國內立憲派的依賴和支援，先打著“實行君主立憲”的旗號，強奪了清政府的一切權力；又迎合時代潮流，舉著“贊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務。但是，這個專制皇權的崇拜者和覬覦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國能實行民主共和。
他之所以要和以孫中山為首的民主派妥協，握手言歡，實際上完全是為了儘快絞殺革命。因此，一上臺他就不擇手段地加強個人權力，破壞法制，踐踏民主，追求專制獨裁的統一；並把民主派視為集權路上的最大障礙，乘民主派尚未鞏固陣地之際，步步緊逼，迫使他們退出政府，裁減革命軍隊，接著便無情地把他們浸在血泊裡。他又解散國會，撒毀“約法”，將民主政治的痕跡掃蕩淨盡。然而，這一切扼殺民族生機的反動行為，卻都是在“統一國家”、“救國救民”及“保衛共和”的動聽口號掩飾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對袁世凱的讓步，換來的是災難性的打擊。滿腔悲憤的孫中山，率領殘存的部分民主力量倉猝逃亡國外。一些助紂為虐的進步黨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獨裁暴政面前嚇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憲政了。1914至1915年，北洋軍閥氣焰萬丈，腐惡的政治勢力好象安如泰山了。
袁氏顧盼自雄，以為自己是天運所選定的人物，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歷史的程序。於是，他悍然恢復帝制，企圖建立萬世一系的“洪憲”王朝，強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發展到極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樣，全國人民終於識破了他的真面目：原來這個滿口“仁義道德”的共和國的“英雄”、“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是一個背信棄義、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個寡廉鮮恥的賣國賊。
袁世凱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人民的憤怒情緒在許多地方發展為騷動或起義。規模雖小，但相當普遍，宛如涓涓細流，匯成滔滔江河，波濤洶湧，勢不可擋。
孫中山重整旗鼓，以鮮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場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與獨裁者進行了殊死的搏鬥。國內鬥爭的形勢迅速發生變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慾和他所代表的那個集團的共同利益之間產生了尖銳的對立，以致進步黨人和那些對帝制心懷猜忌的北洋軍閥也都意識到，不撇開袁世凱就不能保持他們所代表的社會勢力的利益。
於是，他們便和當初袁世凱所要消滅和排斥的一切社會力量聯合起來，共同“討袁”。短命的洪憲王朝在各種勢力的打擊下僅僅鬧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歷史無情地嘲弄了袁世凱：他本來要追求世襲的絕對的獨裁權力，結果卻使他的一切既得權力都喪失殆盡。
中外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少妄想扭轉歷史車輪前進的丑角，這類丑角沒有一個不是以身敗名裂而告終。袁世凱的歷史又一次證明：凡是不顧社會歷史發展的要求，違揹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無論他是多麼驕橫跋扈，顯赫一時，其最後的結果必然是被拋入歷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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