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現在螢幕上的陳醫生大約超過五十歲，她面目柔和，說話不徐不疾，得知周宏傑去世後，她有些悲痛，卻不顯得太意外。
“他還是選擇了這條路啊……”看完他電腦上的留言後，她這麼說，“……他的抑鬱症病史至少有十五年，我大概是十四年前認識他的。”
“他有一個相當不幸的童年……”陳醫生敘述了周宏傑的履歷，“他父母火災去世後，他被寄養在親戚家長大，寄人籬下的日子當然不算好過。當然他還算有一定的自我調節能力，他說服自己說，父母去世一起小機率事件，是他父母運氣不好，誰也無法預測，無法估計，無法避免。靠著這種信念他長大成人，可問題是，他長大後才發現，造成父母死亡的意外事故的根源是建築師的設計問題，而且，大廈的建築師是自己學生的家長。”
說到這裡，陳醫生停了停，蔣園趁機補充道：“他曾經有過一段戀情，女友是建築師，他就是從她嘴裡得知南濱大廈的建築問題的。”
“周宏傑無法接受害死父母的人過得那麼舒心。他寫了檢舉信，但石沉大海。他想過動用法律，但司法系統從來都是低效的……他沒辦法透過合法渠道讓潘昱民受到應有的懲罰——只有一個選擇，動用私刑。
“這個過程就像釀酒。成長過程中，他透過自我安慰化解了自己所受的苦難，而真相就像藏酒開窖，多年醞釀的噴湧出的痛苦和仇恨會就像火一樣燃燒起來，所謂的海格力斯效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潘昱民害死了自己的父母，自己殺死他兒子，很合理。
“他抑制不住自己複仇的慾望，又不想牽連到自己，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潘越的死看上去是自殺。首先，他引導潘越翻譯了那首英文詩——他是語文老師，潘越對他信任有加，這不難做到；其次，要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畢竟一個心情愉快的人不會想到自殺的。幸運之處他是老師，還是潘越十分信任的老師，潘越時不時會和他溝通一些情況，因此他知道潘越的家庭情況糟糕到了極點，再加上他對一位女生告白失敗，這兩件事給了他相當好的時機和操作空間。
“在潘越告白失敗後的幾天，他用老師的名義讓潘越到樓頂等待那個女生，周宏傑則在辦公室裡度過了此生最長的四十分鐘，最後他下定決心，上到樓頂準備動手。和潘越見面後，他坐到樓頂的欄杆上，並且讓潘越也坐上去。老師的一舉一動會形成模範效應，潘越毫無戒心，和周宏傑並肩坐在欄杆上。
“他告訴我，那是一個完美的時機。充足的自殺動機，足夠高的教學樓，空無一人的操場，距離兩人最近的建築物就是一百多米遠的高中部教學樓，基本不可能有目擊證人。他一伸手就能把潘越從樓上推下去。”
陳醫生說到這裡，情不自禁地搖了搖頭。
“實際上，除了極少數反社會的人，當某個人真的決定結束其他人生命的那一剎那是很難下決定的——尤其是他採取的辦法是急性的，我稱為‘可以收手’的那種。在準備下手時，潘越回過頭，兩人目光對上，周宏傑告訴我，他就像被看透了一樣——潘越幾乎是一瞬間就意識到老師想殺他。”
會議室的眾人下意識屏住呼吸。
郗羽想，在那一瞬間，兩人的心理變化足可以再寫一整本《尤利西斯》了。
“周宏傑被一個十四歲的少年看透，他知道自己下不了手了。潘越問他為什麼，周宏傑激烈的感情需要一個出口——在此之前，他從未和任何人談起自己父母的死因。他冷冷地告訴潘越，他的父親害死了自己的父母，隨後離開了樓到這裡，警官不可思議的反問：“他離開了屋頂，沒把人推下去？”
“他的確是這麼告訴我的。”
警察提出不同意見：“但他告訴你的未必是事實，也許他把潘越推下樓，再告訴你他沒有動手。”
“我不覺得他有犯罪行為，”陳醫生很溫和地說，“我的專業知識和分析能力告訴我，他說的是事實。他的心理非常典型，孩童時期的不幸遭遇讓他積累了大量壓力和焦慮，社會的不公平又讓他仇恨社會，但長期以來接受的教育又扭轉了他部分偏激的思維——尤其是大學教育對他來說很關鍵，這導致他準備在潘越身上釋放壓力最終卻無法真正付諸實踐。”
“就算是這樣。他有預謀，有殺人動機，他的舉動依然是犯罪，只不過是謀殺未遂。心理諮詢的保密原則裡不包含為犯罪行為保密。”
“我不認同你的觀點。如果僅僅以某個人的想法來定罪，那我估計監獄裡早就人滿為患。實際上，我這些年接觸到了成百上千有心理問題的人，他們要麼想傷害自己要麼想傷害別人，有很多人在掙紮中舉起了屠刀，但最後都沒有真正動手人，他們或許談不上是人們印象中的那種好人，我們可以從道德上批判他。但沒有犯罪就是沒有犯罪。”
警察不再說話，似乎是認可了這個解釋。
“他懷著對自己的憤怒和失望回到教師辦公室，等著自己的結局。在他的設想中，潘越會投訴他、報警。他謀殺未遂，將會受到法律的懲罰，至少他老師的這份工作保不住了。
“可幾分鐘後，他接到了其他老師打來的電話，告訴他潘越墜樓身亡。他及時收手，但潘越依然如同他的計劃墜樓。他告訴我說，當時他大腦一片空白，有些震驚，有些惶恐，還鬆了口氣。他不希望警察懷疑自己，於是按照既定計劃上樓，在潘越的書包裡找出他的素材本，撕掉了潘越翻譯的那首英文詩放在他的書包上，他清理了鞋印，藏好素材本下樓的。如他所料，警察完全沒有懷疑他，甚至連疑問都沒有，很快這起案件以自殺結案。
“他事後分析，潘越墜樓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是潘越不小心失足墜樓，因為他離開樓頂時潘越還坐在欄杆上；第二種可能性是潘越的確深受刺激，跳樓自殺；第三種可能是兩者都有，因為沮喪和失落，導致他不小心墜樓。周宏傑說，潘越是個很敏銳的孩子，那段時間是他人生中的最低谷。破碎的家庭，充滿謊言的父母，喜歡的女孩子拒絕自己，被同學們嘲笑，父親是殺害老師父母的兇手，老師想要殺害自己……這一系列事情對這個小男孩的打擊未免太大，所以他不慎墜樓。
“仇恨物件的兒子死了，他發熱的大腦冷靜下來，良知、道德、正義、責任這些情緒回到他失控的大腦裡。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他意識到，謀殺計劃是如此的荒唐可笑，奪走仇人兒子的生命不會讓他快樂。
“全校所有人的關注點在被潘越告白的那個女孩子身上，那個女孩子承受許許多多的指責，精神幾乎崩潰。讓學生承擔老師的過失是他不願意看到的局面，但他沒有自首的勇氣。愧疚心理而産生的心理負擔跟事情的大小成正比，可他面臨的事情和人命相關？潘越墜樓案帶來了深遠的影像，接下來的所有時間裡，他都沉浸在如湖水一樣的內疚感中。
“他焦慮、緊張、恐懼、憂愁，再加上原生家庭的不幸，他毫不意外地得了抑鬱症——這些年我治療過許多抑鬱症患者，他算得上比較有特點的一個。他想過尋死，但他有理性尚存，能控制自己的抑鬱症，不至於達到那種‘死比活好’的程度。他畢業於著名師範大學，在學校裡受過心理學教育，有一定自我治療的能力，他知道這個時候應該尋求心理醫生的幫助，於是找到了我。我給他開了三四年藥後，他終於告訴我前面提到的事。
“……他的抑鬱症多次反複。曾經有兩三次他的抑鬱症有好轉的跡象，中間斷斷續續停藥了五六年時間。直到最近他又來找我。
“兩周前，他來找我要求開藥，在此之前他已經三年沒走進我的辦公室了，我以為他的抑鬱症已經好轉了。我問他為什麼要再次吃藥，他說，他的學生，就是那個受到牽連的女生回到了南都二中，她現在依然因為潘越墜樓無法釋懷。周宏傑說，既然無辜的學生都無法釋懷，他這個始作俑者怎麼能無憂無慮活下去？他的愧疚感也因為那名女生再次回歸。
“你們知道，抑鬱症的藥只能一週開一次。一週前他來見我，這一次他看上去比之前更焦慮。他說，那名女生和她的教授在重新調查潘越墜樓一案。我告訴他沒什麼可擔心的，因為他確實沒有動手殺人。我的安慰對他來說可能沒用——這些年我們交談太多，他對我的方法很熟悉。對他這樣的病人我很無奈，要知道，心理醫生並不是萬能的，戰勝抑鬱症的主要力量還是來自自己反複的思考和行動。我不知道他能否聽進去我的話。
“……他拿著藥走了，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這些年他在我有好幾次露出過自殺的念頭，但最後都憑著自己的意志力克服了。這一次，大概確實不太好過。”
陳醫生最後說：“……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事實了。”
陳醫生的訪談影片播完，會議室再一次安靜下來。所有人都在思索陳醫生的話。
“真可怕啊，”蔣園慢悠悠開口：“真可怕啊。程茵真可怕。”
眾人的目光落到她身上。
蔣園說：“想想看，如果沒有我偷拍到的影片，周宏傑電腦上的遺言，再加上心理醫生的證詞，警方會百分百認周宏傑是自殺的——就算找不到毒鼠強的來源你們也會這麼下結論。更何況這起案子不會引起任何的質疑，周宏傑絕對是所有警察最喜歡的那種受害人，他一個直系親屬都沒有——養父養母也去世了，親戚朋友也不多，自然也不會有人會因為他的去世來找警方扯皮。”
王文海不語——蔣園說得沒錯，當刑警的人大都有這樣的共識：工作中最難的事情不是面對受害人，而是面對受害人的親屬。周宏傑沒有直系親屬，確實減輕了他們的負擔。
王文海把積累的疑問對準了季時峻。
“季教授，你的觀點呢？”
季時峻似乎在思索什麼，實際上影片的最後幾分鐘他沒有認真聽，被蔣園扯了扯袖子後才回過神來，他道：“我基本上同意陳醫生的判斷，周宏傑說的是實話，他沒有對潘越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