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期間，我被帶到警察局和福利院。去警局做了失蹤人口登記，開始他打算把我送去福利院，但沒爸沒媽的小孩太多，說是福利院，不過只是兩棟很小、破舊的三層樓房，只有樓前一塊很小的空地，還被大鐵門圍住。空地窄的不夠二十個小孩玩老鷹捉小雞。
院長蹲在我面前，滿臉為難。
他起身揉了一下我的頭：“小孩太多了，唉……”
老警察應該是考慮了很久，然後帶我去福利院走個領養程式，最後帶我去警局正式落戶。戶口本上，戶主姓高。老警察早年離異，中年喪子，剛好今年快退休，又撿到我，恰好我也姓高，他覺得是個緣分。
我不姓高，我騙他的。
我父母雙全，有三個兄長，在那個與世隔絕的小山村，由於我是超生，父母再也交不起罰款，是個黑戶，連上學都沒得上，村長看我可憐讓我去村裡的小學裡跟著識字。
本以為我會一輩子困在那，種地、堆糞肥、割麥……直到有一天，村裡來了幾個衣著體面的外鄉人。
他們鼓動村民把孩子交給他們，以外國人口少錢多現在的話說就是勞動力缺失、薪資高）為說辭，他們會把孩子送去外國學技術，學成後能留在當地工作生活，只要父母即監護人替孩子簽字畫押，他們就當場“預付定金”，按他們的說法是：提前預支一部分薪水給孩子的父母，按人頭計算。到臨行當天，清點確認人數後，再一一“補齊尾款”。唯一缺點是，出了國，三五年無法回家，只能國際電話聯系。
他們將國外的好處講得天花亂墜，還在村裡廣場拉幕布投影，影片裡的中國人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背景是運作的流水線和機器。
此後村裡公告欄上貼滿了中英夾雜的合同、公司介紹、外國地圖、聯系電話等，還貼有和穿西裝的大鬍子紅頭發、金頭發、藍眼睛、綠眼睛外國人的合影。
那時的國際電話10元一分鐘，還是有幾個村民撥打過的，接電員說著一口聽不懂的英語，很正宗，沒人聽得懂，也沒人分辨真偽，畢竟他們連普通話都說得磕磕絆絆。
村中教書老師提醒，這些外鄉人專門找些大字不識的鄉民，把他們偷渡去國外當黑工，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資訊障礙，在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裡，工作待遇能有多好？
沒人感謝老師的提醒，反而嫌礙事，甚至會問他：“你有證據嗎？”“他們都錄影證明瞭怎麼會是假的？”“你是不是見不得我家娃出息？”“怕以後沒人聽你教書哇？”
即使半信半疑，孩子多父母也大可自欺欺人，閉眼安慰自己的良心：國外有什麼不好，這輩子能夠出國都是一件天大的喜事，總比種地強。
還能少張要飯的嘴。
以冠冕堂皇的藉口販賣多餘的兒女。
站在家庭邊緣的孩子就這樣被輕易拋棄，懵懵懂懂地坐上通往未知目的地的車輛。
臨行前母親給我一個鼓鼓的小布袋，開啟一看，全是白麵饅頭和蕎麥幹糧。我抬頭望了一眼掛房梁的風幹臘肉，慢吞吞地把那袋子掛上脖子。
我在家排行最小，又是男丁，理應備受寵愛，但很不幸，我誕生在莊稼收成最差的那一年，旱災蝗災也接踵而來，頭不至於餓到吃觀音土，但一家七口在那幾年也沒福氣嘗油水。
加之出生後爹跟人同村人打架瞎了一隻眼、奶奶喂草料時被驢啃掉一截小指、母親在生我後留下後遺症，一幹重活就頭暈氣喘心悸，半瞎子算命，說我命格煞，克親朋。
頂上幾個哥哥，年紀都不大，可是，最會看父母臉色的往往是自己的孩子，在那幾年充斥著貧苦與拮據的家中，受父母影響，對我同樣也是不冷不熱。
我沒有理由被留下。
三輛麵包車擠滿了穿著新衣的小孩，每輛車光後備箱就塞著三四個小孩，有小孩才上車就哭著鬧著回家，被父母勸了回去。
村裡的狗對我很熱情，村長和老師他們也很好，我有點捨不得。
我對村子最後的印象就是村口結滿糯米花的大樹，當視野中的樹變得像糯米花的花串一般大時，車子拐了個彎，眼前的只有一望無盡的黃土路。
·
山路彎曲，車時不時顛簸一陣，密閉的空間中味道各異，魚幹、雞蛋、大餅、紅棗……我一天沒吃東西了，懷裡的饅頭也硬了，可我完全不餓。
想吐。
咬緊牙關忍到半夜，小孩都睡著了，昏沉之際聽到火機咔擦聲，接著就是聽道駕駛座那邊的人對話：
“今年收成好吶！”
收成？他們不是工廠工作的麼，怎麼說起種地了？
“26個貨，可以換兩輛車。”
26個貨是什麼？車裡就只有我身旁的一小堆雜物，裡面是生活用品。除了這些，還有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