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觀園很美好，裡邊的生活非常美的，充滿了歡聲笑語，但裡邊也不是沒有矛盾的，裡邊的矛盾很多，到抄檢大觀園可以說是一個訊號，是第一縷秋風吹來的時候，剩下的就是百花凋謝，萬木凋零。
它前邊竭力渲染大觀園的美好，渲染人生的美好，恰恰是美好事物渲染到極點的時候，被毀滅的時候，這個時候才讓人嘆息。
比如你走到路上看到一棵野草的時候，你踩它一腳就不會介意，當你看到一朵漂亮的小花的時候，你可能會珍惜它、愛惜它。
當你養一盆非常名貴的鮮花的時候，你也會愛惜它，當它一旦沒養好，它死去的時候，你這種悲痛才是由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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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我覺得余英時先生劃分這兩個世界是無道理的，他恰恰是搭起一個美好的舞臺，在這個舞臺上的一切美好的事物。
男女主人公被毀滅，青春的包括愛情的，人生的一切東西被毀滅，大觀園裡邊並不是脫離現實的，兩個世界的劃分，老先生覺得是太絕對的。
此外也有人說曹雪芹一方面是透過寫超凡脫俗的愛情來喚起人們對個體生命價值的一種神聖感。
但是更主要的是這種神聖感隨著大觀園的青春美麗被毀滅變得更沉痛，更悲切。
這個也反映了《紅樓夢》的一種悲劇精神。
比如有人想問段先生一個問題，就是他看了最近幾期的《紅樓夢》學刊，上面有幾篇論文，把《紅樓夢》中的人物。
比如說賈寶玉，同《飄》中的女主人公郝思佳進行對比，把賈寶玉同賽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的男主角進行比較，就是用這種比較文學來研究《紅樓夢》。
這種視角、這種形象的對比，在常人來說好像是很難以把他們兩個拼湊到一起的，那麼這種研究新的視角你怎麼看。
段啟明對此回答說，目前這個文章他還沒有拜讀過，但是我肯定一點就是，把中西文學進行比較這種研究道路是絕對可走的，絕不是荒唐的。
因為運用西方的理論，甚至和西方的文學加以比較，這種研究本來是從王國維以後就有這樣一個傳統的，我們只是在60年代前後，那個時候不開放，那種情況下固步自封，那個時候出現了一個逆流。
所以說吸收西方的觀點，跟西方的文學進行比較，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研究方面。
我剛才說，王國維1904年寫《〈紅樓夢〉評論》，到1920年，我記得有兩篇文章，其中特別是有吳宓先生，學衡派的吳宓先生，寫過一篇《〈紅樓夢〉新讀》。
這篇文章是1920年寫的，那完全是跟西方文學的一個比較的研究，這個時候已經是很正常了，而且我們看那一代的學者沒有像我們現在這樣子的，外語也不行，說到西方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
王國維、陳寅恪這一代學者你去數吧，都是學貫中西的。
錢鍾書先生等等，至少會一門外語，這才是真正的學者，而且是留過洋的，但我們這一代客觀是這麼走過來的，我們沒有留洋，我們到農村勞動了，只能是用“土八路”的方法。
所以也不怪我們，這也是我們學術傳統上的一個斷裂，我還沒說完呢，你讓我再說兩句，你老是臉背過去，我也沒法跟你交流。
學習西方的東西，跟西方的作品進行比較，是絕對應該進行的，可能有些時候它做的不太符合規範，就是說比較文學不是比較的文學，也不是文學的比較。
那比較文學到底是什麼，我也不知道。比較文學的內涵，比較文學的方法，這些東西就是現在我們要力求做得規範，它是有一個方法在裡面，不是拿過來什麼就可以的。
孫玉明先生也說，談到比較文學這一塊兒，他還是有一種感覺，我們收到大量的來稿當中根本沒有理解比較文學這個概念應該如何運作，就是非常機械化地比較。
比如說比較賈寶玉《紅樓夢》與《源氏物語》，那麼賈寶玉有幾個女孩，光源氏有幾個女孩，賈寶玉如何疼愛女孩，光源氏如何疼愛女孩，不是這樣比較法。
如果能深入到兩國文化的同異中去，比如說《源氏物語》產生的那個特定的時代，日本那邊的歷史文化是一種什麼狀況。
那麼《紅樓夢》產生的這個時代又是一種什麼狀況，再比較點其他東西，談點文化的流變，或者是兩國文化上的差異，這個問題他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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