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志諸公，目不睹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餘年，即文學土，胸中尚有字耶?”
庸俗利祿之徒以八股文為敲門磚，在獵取功名。掌握文柄之後，再大量錄取凡庸之土。
正是在這種惡性迴圈裡，“陋劣倖進而英雄失志”就成為一種必然現象了。
作品一開始就透過周進、范進中舉前後的悲喜劇，揭示了科舉制度是怎樣腐蝕著程晉芳《懷人詩》(作於1748—1750午)中說：“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
據此可知書大概成於1750午前。
公的嘲笑，還替前科新中的王舉人掃了一早晨“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
後來連教館之職也失去了，只得給商人記帳。
當他一見貢院號板，就禁不住萬感俱發，一頭撞去，哭得死去活來。
而當商人們答應替他捐個監生時，他竟爬到地上磕頭說；“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
范進也是個連考十餘次不取的老童生，發榜那天，家裡沒有早飯米，只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雞到集上去賣。
聽到中舉的訊息後，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著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歡喜得發了瘋。
直到捱了丈人胡屠戶的耳光之後才清醒過來。從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許多人來奉承他，不到兩三個月，田產房屋、奴僕丫鬟都有了。
由此可見，士子們的熱中科舉，不過是為了爬上統治階級地位，升官發財，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臧蓼齋說他為什麼要拚命花錢補個廩生時道：“廩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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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官，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灑籤、打人”。也清楚表明了這一點。
可見科舉既然成了讀書人獵取功名富貴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
文士的心靈，以及士子們熱中科舉的原因。六十多歲的周進，因未曾進學，不得不卑躬屈節，忍受著新進學的梅三相作品中的馬二先生甚至迷信八股到這樣的程度，他說。
“舉業二字是從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
另二個人物魯編修認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
在他的影響下，女兒魯小姐也在曉妝臺畔，刺繡床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
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淚眼，怨他誤了自己終身。
匡超人出身貧困，原也還純潔樸實，用自己的勞動養活父母。
自從聽了馬二先生的“勸導”後，逐漸熱中舉業，後來得到李知縣的賞識，追求功名富貴之心更熱切了。
為了府考，竟丟下重病的父親。當他考取秀才後，就在杭州與那批鬥方名士鬼混，選文章、騙飯吃。
還跟潘三一起，假刻圖章，短截公文，設計代考。
以後又到京城攀高結貴，拋棄原妻，還恬不知恥地說：“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為佳話，這又何妨!”就這樣，
可見作者透過一連串人物活動，揭示了八股文、科舉制度怎樣使一些樸實的年青人，逐漸墮落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變成了忘恩負義的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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