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需要說明，因為這些人物的社會地位和生活道路，使他們只能把國家民族的希望寄託在愛國將領和復社文人身上。
當復社文人失敗了，愛國將領犧牲了，他們的希望也跟著落空，結果就入道的入道，歸隱的歸隱，一個個走向消極避世的道路。
比如從《桃花扇》裡這一系列的描繪看，它確是透過了侯方域，李香君的兒女之情，表現了南明王朝的興亡之恨，使讀者或觀眾痛恨權奸的誤國，叛將的投降，惋惜復社文人的沉迷，同情城市下層人民的反權奸鬥爭和愛國將領的寧死不。
同時作者在作品裡從愛國思想出發所表現的愛憎也基本是分明的。
然而決定於作者的封建正統觀念，他對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始終抱著敵視的態度，劇中罵起義軍是流賊，還把以鎮壓農民起義起家的左良玉當作象史可法一樣的愛國將士來歌頌。
如左良玉哭祭崇禎時說：“養文臣帷幄無謀，豢武夫疆場不猛”，就是罵那班文臣武將鎮壓農民起義無能。
同時作者雖然懷著對明朝興亡的遺恨，表現了一定的愛國思想，但由於本身是清朝的官吏，又加上清朝統治的嚴酷，因此作者對當時的民族矛盾就只能採取迴避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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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僅稱讚清兵“殺退流賊，安了百姓，替明朝報了大仇”(《閒話》)，還謳歌康熙聖朝的祥瑞；不僅迴避了清兵血洗揚州的慘劇，在結局裡還掩蓋了侯方域的變節，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侷限了作品的思想成就。
文學史上原有不少傳奇透過男女主角的離合悲歡，串演一代興亡的歷史故事，但《桃花扇》的出現，卻使這類創作達到新的藝術高度，它把侯，李的離合之情與南明的興亡之感結合得更緊密。
與它同時的《長生殿》比之以前的作品如《浣紗記》，《秣陵春》等算是結合得較好的。
然而《長生殿》是透過興亡之感來突出李楊的愛情，而不是“借離合之情，寫亡之感”。
這樣，《長生殿》在下本里就有部分情節離開了實形勢來頌揚李、楊生死不渝的愛情，而《桃花扇》寫侯、李的爰情是始終緊密結合明清之際的歷史形勢展開的。
由於侯方域本身是參加過復社文人反閹黨的鬥爭和史可法幕廚的人物，透過他的一連串舞臺活動就有可能比較集中地反映南明王朝內部的各種矛盾。李香君是秦淮名妓，透過她，又正好從側面反映出南明王朝的苟且偷安、腐化墮落。
傳奇《媚座》出總批說：“上半之末，皆寫草倉崢鬥之狀，下半之首，皆寫偷安宴樂之情。爭鬥則朝宗分其憂，宴遊則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為全本綱領，而南朝之治亂系焉。”
清楚地說明了作者的藝術構思。
並且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裡銳：“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錘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
像是原書有《考據》一篇，列舉傳奇中許多重要歷史事實所根據的文獻資料。
這種忠於客觀史實的精神，在明清傳奇中，除《清忠譜》外，是沒有可以和它比擬的。
然而作者又說：“劇名《桃花扇》，則《桃花扇》譬如珠也，作《桃花扇》之筆譬則龍也。穿雲入霧，或正或側，而龍睛龍爪，總不離乎珠。”
這就說明作者不僅忠於歷史事實，同時是透過精心的藝術創造，如排場的起伏轉折，情節的前後照應，角色的分配，曲白的分工等等，使它成為一部優秀的傳奇作品，達到了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較好的結合。
至於《桃花扇》的藝術成就主要表現在這兩方面，從作品的凡例、批語看，它是作者創造性地總結明清傳奇作家創作經驗的成果。
此外如人物的描繪，語言的運用，也有它獨到的地方。
如《偵戲》中雙勸酒)：“前局盡翻，舊人皆散，飄零鬢斑，牢騷歌懶，又遭時流欺謾，怎能得高臥加餐。”
以獨唱抒發阮大鋮的牢騷，表現了他一副可憐相。“可恨身家念重，勢利情多；偶投客魏之門，便入兒孫之列”一段白，似乎也不無反悔之意。
但接著悄語：“若是天道好還，死灰有復燃之日。我阮鬍子啊!也顧不得名節，索性要倒行逆施了。”
終於露出其奸邪，陰險的豺狼本相。
這樣唱詞和賓白的配合，惟妙惟肖地刻劃了阮大鋮的形象。
而《餘韻》中哀江南）套曲更是傳誦的名篇：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邊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