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貞也是一個復古主義者，他繼承前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理論，曾說：“詩必盛唐，大曆以後詩勿讀。”
又說：“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矣。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
可以說，作為詩人，王室貞早期世多模擬《詩經》《樂府》以及李、杜之作，佳篇不多。
中、後期開始不滿於死板模擬，晚年思想轉變更大，對過去的觀點有所修正。
認為“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為定論”，還想“隨事改正，勿誤後人”。
他的詩，表現出才力雄健、學識富贍的特點。
但過於貪多求博，錘鍊不夠，不免泥沙俱下。
五律《登太白樓》寫的天空海闊，氣勢豪邁，體現了與太白精神相接的自我意識。
《袁江流鈐山岡當廬江小吏行》一詩，模擬《孔雀東南飛》之體，寫嚴嵩專權誤國，嬉笑怒罵，溢於言表，雖曰擬古，並非亦步亦趨，有濃烈的時代氣息。
此外還有歸有光和唐宋派，唐宋派是嘉靖年間以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為代表的一個散文復古流派。
他們對前後七子“文必秦漢”的提法不滿，極力推崇唐宋文風，強調自然流暢、直抒胸臆、反對艱深為文、模擬剽竊，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前後七子的復古論調，對晚明“公安派”、清中葉“桐城派”都有重大啟迪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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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派總體上推崇韓、柳、歐、曾等唐宋名家散文，實際上各自趣味並不相同。
王慎中和唐順之主要是宗宋派、道學派，他們首先推崇的是理學而不是文學。
唐順之說：“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豐曾鞏）；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邵雍）者。”
王慎中說：“由西漢而下，文章）莫盛於有宋慶曆、嘉佑之間，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
曾鞏之文，邵雍之詩，即使在宋人中，文學氣息也最為淡薄。
唐順之《答茅鹿門知縣第二書》向來受稱賞。
其中有“直據胸臆，信手寫出”的話，與他“開口見喉嚨”的主張一樣，與晚明“性靈派”文論有直接關係。
其實，“性靈派”是以李贄“童心說”為基礎，主張表現“喜怒哀樂嗜好情慾”的“自然之性”《序小修詩》），而唐順之卻主張以“洗滌心源”
“存天理、滅人慾”為前提，要人們先道德後文章，“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蘊”，道學氣是相當明顯的。
茅坤理論上附和唐、王，但不那麼極端，並不專一宗宋，而是唐、宋並舉，他以編選《唐宋八大家文鈔》著稱，使韓、柳、歐、曾、王、三蘇的文學地位正式確立，在文學史上影響很大，清沈德潛曾將其刪減為《唐宋八大家讀本》。
不過，茅坤推崇八大家文章，也有像李夢陽學習秦漢文章只停留在形式上一樣的毛病，往往只探討其起承照應、抑揚開闔等技巧，無形中落入了另一個窠臼。
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秦漢之文有窠臼，自李夢陽始；唐宋之文亦有窠臼，則自坤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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