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民歌也得到了重視，文人收集整理並模仿進行創作。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雅文學與俗文學交融。
俗文學的發展，推動、刺激了雅文學向著俗化的方向演變，而俗文學自身也在雅文學的規範、薰陶下趨向雅化。
以及文學流派與文學論爭眾多。
怎麼說呢，換而言之就是集團林立，流派紛呈，如詩文領域的前後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
詩文流派主要在擬古與反擬古的反覆交鋒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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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領域的臨川派和吳江派為主的論爭主要在才情與聲律之間展開，以“雙美論”結局。
小說理論則主要在創作的虛實問題上展開各自的觀點。明代的文學群體及文學論爭既是現實創作的反映，也反過來推動了文學創作的發展。
文學論爭與通俗文學的繁盛，推動了明代文人對文學特性認識的深化，這具體表現在高度重視文學的情感特徵，清晰認識文學的虛實關係，開始關注人物的性格刻畫和更加註重文學語言的通俗易懂。
把情感作為品評作品美學意義和社會功能的準則，要求文學表達真情、肯定自我，以實現對個體意識和慾望的表達。
要求文學回歸形象思維，擺脫理教的束縛。
至於整個明代文學的發展軌跡，可以以嘉靖元年1522）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在戰爭中寫人，能把人物，特別是雙方主帥的思想作風、性格特徵，作為決定勝負的重要條件來表現。
在具體描寫中，又把鬥智、鬥勇和戰鬥過程結合起來，著重表現雙方戰略戰術的運用、力量的對比、地位的轉化等。如：官渡之戰，袁紹敗於無智；赤壁之戰，孫、劉勝於鬥智；彝陵之戰，東吳顯是智勝。
從藝術上而言，作者力求犯中求避，同中見異。
因而大小上百次的戰鬥場面，火攻、水攻雖數用而千變萬化，各不相同。
以弱勝強的戰爭數見亦各有千秋、特點鮮明。
描寫注重場面氣氛渲染，多用張弛結合、動靜結合手法。
包括型別化、臉譜化的形象塑造。
怎麼說呢，就是重要人物都有一個突出的特徵，其在形象內部諸因素中佔決定性位置，此一特徵足以支撐起整個人物形象，類似中國戲劇中的臉譜化與程式化；如關羽雖勇，卻以“義”為主。諸葛亮雖忠，以“智”為主。
其次是人物性格凝固，人物的主要特徵穩定不變，缺乏縱橫方向的變化，從一出場，人物的性格就是呈現式的，沒有形成過程，也沒有發展變化，如：關羽。
還有就是和諧性，人物性格內部諸因素基本處於古典式的和諧之中，迴避了性格的複雜性，在衝突與和諧的對立中，力求和諧。
如為了突出劉備的仁，而轉移其性格中的其它方面，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當然，這裡面也有受歷史演義體語言的影響，導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就是淺近的文言。
而這裡面最出名的，莫過於《三國演義》了，它算是中國長篇小說的開山之作，也是章回小說的開山之作，更是歷演義的開山之作，帶動了歷史演義繁榮。
這裡先要給大家章回小說的產生與形式特點。
首先是章回小說的產生，這源於宋代平話講史），其實細究的話，早在元代末年，章回體制基本確立，主要就是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為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