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往往開始後不久，就使對立雙方的矛盾衝突迅速展開，然後不斷發展，最後引入高潮，並在矛盾衝突中完成人物性格的塑造。
像是《竇娥冤》中的“楔子”中交代竇天章無力還債和進京，只得將竇娥典與蔡婆做童養媳。
第一折開場後就展開了戲劇衝突：蔡婆討債，賽盧醫賴債害命。
此後張驢兒父子救人後乘機要挾，要做上門女婿，竇娥堅決拒絕。
對立的雙方矛盾衝突由此而急劇發展：張驢兒霸佔竇娥的賊心不死，企圖毒死蔡婆，不料卻毒死自己的老子。
張驢兒乘機進一步要挾，竇娥堅執不從，桃杌糊塗斷案，竇娥屈打成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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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娥抒發胸中冤屈悲憤，控訴人間不平，譴責天地鬼神賢愚不辨、清濁不分。
劇情至此進入高潮，看來難以有新的發展。然而在法場，竇娥突然提出三樁誓願，象異峰突起，使劇情又拓開新局面，竇娥的反抗精神發揮到了最高點，觀眾或讀者的情緒也達到了沸點。
第四折寫竇娥鬼魂復仇，竇天章昭雪冤案，著墨不多，全劇也戛然而止。
第四則是戲劇語言本色當行，因為關漢卿是位語言藝術巨匠，他善於以大眾口語為基礎，並吸收古典詩詞中有生命力的東西，經過藝術加工錘鍊，創造出一種獨具特色的戲曲文學語言。
這種語言樸素自然，生動活潑，而又富有表現力。
無論是唱詞還是賓白，不用華麗的詞藻，濃豔的色彩，也不假借誇張和鋪敘的修辭手段，以本色見長，歷來被推為本色派的代表。
如《竇娥冤》中不少唱詞就象家人對話一般，保持了濃厚的生活氣息。
它的用詞明快、生動有如口語，而無口語的生澀、粗糙；精煉、遒勁有如詩詞，而無詩詞的典雅、難懂。
作者還經常運用一些熟語、成語，更增加了表現力。
比如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說：“以唐詩喻之，則關漢卿似白樂天。??以宋詞喻之，則漢卿似柳耆卿。”又說：“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為元人第一”。
此外就是《西廂記》了，不用多說，這也是我國古代著名的一齣戲曲，與《竇娥冤》齊名，相信大家都聽說過。
而它的作者是王實甫，與元代大多數漢人作家一樣，其生平可知者極少，只知他是大都人，字德信，與關漢卿同時或稍後，在當時有極高聲望。
根據有關資料，他曾寫了14種雜劇，現存作品除代表作《西廂記》外，還有《破窯記》、《麗春堂》，另有《販茶船》、《芙蓉亭》殘本。
同時需要說明，《西廂記》最早源於唐代元稹的傳奇小說《鶯鶯傳》又名《會真記》），主要寫的是張生對鶯鶯“始亂之，終棄之”的悲劇故事，宣揚了女人是禍水的傳統論調。
宋代時《西廂記》得到文人推崇與傳播：秦觀、毛滂都有以此為內容的歌舞曲《調笑轉踏》，趙令畤據此改寫為鼓子詞《商調?蝶戀花》，皆為西廂故事輸入了新鮮的血液。
與此同時，出於傳播的需要，《西廂記》進入說唱，民間藝人創作南宋話本小說《鶯鶯傳》、宋官本雜劇《鶯鶯六么》、金院本《紅娘子》等。
金代董解元的說唱文學《西廂記諸宮調》對西廂故事的思想主題、情節內容和人物形象都作了創造性改造。
此後元代王實甫在前人的基礎上，對崔、張故事進行了帶有總結意味的再創造，以代言體的戲劇形式予以完美表現，寫成了《西廂記》雜劇。
雖然《西廂記》直接取材於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王實甫對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的發展在於：第一，刪減了許多不必要的情節，使結構更完整，情節更集中。
例如，在《西廂記諸宮調》中，孫飛虎兵圍普救寺一事佔了相當長的篇幅，它實際上是遊離於主線之外的，王實甫將它壓縮得很短，這樣就使主線更為分明突出。
第二，使主要人物的立場更鮮明，從而加強了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