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範麗敏的《清代北京戲曲演出研究》前三章中分別對清初至咸豐末年雅部極盛，花部初萌）、咸豐末年至光緒中葉雅部興盛，花部增長）、光緒中葉之後至宣統三年花部極盛，雅部極衰）三個時期的內廷演劇組織的相關史料進行了梳理。
他的書中分述了教坊司、南府、景山、昇平署、本宮、外邊戲班等不同組織的機構組成和待遇狀況等。
這方面比較專業的論文有：李靜《晚清王府的堂會演劇》指出“王府戲班”的稱呼實際上包含著兩種不同性質的戲班。
一種是指由王府買來童伶訓練，由王府出資蓄養，所有權屬於王府，與晚明時期私人蓄養的家班相類。
另一種則是一些投靠在王府的職業戲班，它們自稱王府班，實際上是借王府的名聲來尋求保護，如同那些投靠官府的戲班一樣，都是職業戲班為了在地方求得生存而採取的一種保全形式。
他們不屬王府所有，但為了得到保護，必須為王府義務演出，有的還要給王府一些保護費。
像是李靜另一文《戲錢與賞封——考察明清堂會演劇形態的別一視角》就有描述。
而對串客，也就是本身非伶人但是參加戲班演出者，比如柳湘蓮之身份即是此類、清曲家，也就是隻歌唱不化妝扮演，不穿戴行頭，屏除鑼鈸喧鬧之聲的演員、票友，京劇界稱串客之組織為票房，參加者為票友等的研究亦有一些成果。
張發穎先生在《中國戲班史》中便已有專章論及《票友、票房與鄉間子弟會》，對歷代的串客、清代的票房、著名票友及鄉間子弟會鄉民業餘自己組織的活動，如河北邯鄲龍虎班、河南洛陽高蹺曲子民間玩會戲班、河北石家莊保定一帶子弟會等）的組織和活動形式進行了詳述。
趙山林《中國戲曲傳播接受史》第八章《明代的串客和清曲家》分“嘉靖以後的串客”，“明末金陵舊院內秦淮南岸富樂院）串客”，“明代的清曲家魏良甫、蘇崑生等人）”
三節論述；第十三章《清代串客與票友》分“清代的崑劇串客”包括蘇州、揚州串客以及上海的清唱曲社等），“北京的京劇票房和票友”列舉了諸多票友下海成家之例，如汪笑儂、言菊朋等），“天津、上海的京劇票房和票友”三節論述，最後總結道。
“串客和票友處於觀眾與演員的過渡狀態，這種生動活潑的藝術活動方式也是一種耐人尋味的生存方式，不僅對戲曲發展影響深遠，其文化內涵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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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陸萼庭《崑劇演出史稿》書中講述了明清時期崑劇清曲家、串客的活動；謝宜仁主編的《京劇票友》書中則對清代以來京劇票房的建設及票友的活動方式如義演、節慶演出、納涼晚會、競賽演出等）進行了論述。
當然，需要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種型別的戲班並非隔絕開來自成一體，而是互相之間存在著十分密切的交流，因此學者們也敏銳的注意到了這一問題。
如譚帆《優伶史》第二章《優伶的組織與培養》便論及“三種形態的聯絡和交流”，認為這種交流一方面是指人員的流動，如官方優伶機構自始至終不斷吸收民間藝人。
而宮廷優伶也時常流散民間，家樂與職業戲班的交流則更為常見。
另一方面是指三種形態的藝術風格、藝術品味的交匯。
除了對不同型別戲班的概括性研究之外，亦有專門針對單個戲班進行的研究。
當然，由於史料所限，研究者的目光仍多數集中於京劇戲班。
專著有劉滬生、張力、任耀翔三人合著的《京劇厲家班史》對著名京劇戲班厲家班進行個案研究，詳細介紹了厲家班的成立、戲路、特點、經營方式、演出劇目及師生傳承的詳細情況，使我們能夠從中一窺厲家班之所以興旺發達、久盛不衰的原因所在。
唐伯弢編著、白化文修訂《富連城三十年史》對曾培養出大量京劇名角的富連城科班從正式成立到繁榮昌盛直至衰敗的歷史作了詳細的描述，對其班主、教師、歷科學員以及內部組織、科班規矩、禁忌、戲目等方面的情況做了十分詳盡的記載。
類似的論文有戴和冰《藤陰雜記之“京腔六大班”考述》一文針對“京腔六大班”的成為給聲腔研究所造成的混亂狀況，透過對乾隆時期北京劇壇的考察，認為其時並未有過京腔前六名的“排行榜”，所謂“六大班”並不限於京腔一種聲腔。
而是乾隆時期活躍於北京劇壇的不同聲腔戲班中的佼佼者，作者認為“京腔六大班”應改稱“乾隆六大班”才符合史實。
黃勝江碩士學位論文《四喜班研究》從四喜班之正名、演員與劇目、演劇活動與組織制度及其在戲曲史上的地位與意義四個方面進行研究，並從中提出徽班向京班轉變及演劇組織生存發展的若干規律。
阮慧平碩士學位論文《百年三慶班——兼論城市文化的功能》2009年）則以三慶班在北京的紮根為個案，落足於對城市文化功能的探討，認為在城市文化空間裡，各種文化要素集聚，不斷進行交流和對話，利於創新功能的實現，從而創造出新的文化形態。
韋明鏵《春臺春臺戲春臺班——關於四大徽班的個案研究》透過對“春臺”一詞的考證，得出結論認為春臺班來自揚州，其所唱聲腔經歷了揚州亂彈、京腔、秦腔、徽調、漢調幾次變化。
到了20世紀的戲班研究多數皆基於文獻之梳理，唯有臺灣學者邱坤良的論文《“民安”一月記：一個野臺戲班的初步研究》收錄於香港陳守仁編著的《實地考察與戲曲研究》中）是一篇田野調查報告。
以人類學微觀民族誌的方式對臺北民安劇團的營業狀況、表演形式、團員組成、經費籌集、演員生活、子女教育以及演戲與觀眾、演戲與宗教的關係進行了探討。
21世紀以來，基於田野調查的戲班人類學研究逐漸升溫，大陸學者中也出現了不少研究專著和論文，囊括了當前活躍於舞臺上的諸多劇種戲班，其最著者當屬傅瑾《戲班》原名《草根的力量》）。
作者運用了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浙江台州地區復甦的20多個民間戲班進行了長達8年的參與觀察，詳細描述了台州戲班的歷史與現狀、戲班的內部構成、經濟運作模式、演出劇目、演出形式和演職員的生活方式。
這揭示了民間戲班靈活的運作方式和頑強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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