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了總結出總結出趙氏乃雜劇世家之外，還根據元代政府要求樂戶世代相襲的法令以及優伶之地下社會地位，對雜劇世家及戲班形成的原因進行了推斷。
當然，可惜的是，由於資料的匱乏，這一小節的論述還不夠充分，題中雖雲“戲班”卻並未正面論及戲班的相關情況，似有避重就輕之嫌。
論文有吳晟《宋元民間戲班說略》，探討了古代民間戲班的起源，描述了宋元時期民間戲班的幾種主要形式及其特徵和賣藝生涯，分析了戲班伶人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
同時對明代戲班的研究中，張發穎《中國戲班史》中《明代一般營業戲班及其營業演出活動》一章以及趙山林《中國戲曲傳播接受史》中《明代宮廷與宗室演劇》《明代職業戲班的演出》、《明代的家班》三章均進行了論述，探討了明代伶人地位與班社組織及戲班演出收入等問題。
此外還有兩篇相關論文，像是歐陽江琳、李舜臣的《略論明代南戲戲班》一文對明代南戲戲班各方面進行了描述，認為明前期南戲戲班主要活躍在鄉村賽社的祭祀場合，中期則開始轉入城市。
且由於以求食營利為目的，南戲戲班流動頻繁，彼此間競爭互補，推動了南戲的廣泛流播。
當然，這裡需要說明，南戲戲班的組織可分職業、臨時以及家樂的三種班體形式，演員則以男性為主。
還有吳召明《略論晚明戲班與崑曲聲腔傳播》一文認為戲班在晚明崑曲聲腔傳播方面居功至偉，對崑山腔成為風靡全國的大劇種起到了重要的推動、擴散作用。
進而從傳播的角度，透過探究這一時期職業戲班與家樂戲班的興盛原因及其對崑山腔的影響，考察了晚明劇壇繁榮的文化機制。
對清代戲班的研究，張發穎《中國戲班史》中《清代北京昆、京、秦、徽諸班的遞嬗》、《清中葉以後以徽班為主的北京劇壇》兩章以及趙山林《中國戲曲傳播接受史》中《清代的職業戲班與戲園》包括職業昆班、京腔秦腔戲班、徽班等）一章均進行了論述，均主要著眼於雅部與花部此消彼長的歷史程序中各大劇種戲班的生存狀況。
此外，目前能夠找到的最早有關戲班研究的學術論文——冼玉清的《清代六省戲班在廣東》從清代廣州魁巷“外江梨園會館”碑記的原始資料出發，對清朝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廣西六省外江班在廣東的班社組織、行會制度、演唱活動及其與對外貿易和本地班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
胡忌《太平天國時期的崑劇》對太平天國時期為政治、軍事直接服務的戲曲科班“同春班”的演出情況進行了描述，認為這不過是崑曲的迴光返照。
而且，各地也就是蘇州、南京、北京、揚州、溫州等地）劇壇的研究近年來已成為明清戲曲演出研究中的熱點。
其中便包括了運用歷史地理學的方法對戲班所進行的地域性考察，學者的關注點一般集中於蘇州、揚州的戲班，以崑曲戲班為主。
對蘇州昆班的研究有：吳新雷《蘇州昆班考》分“明清時期蘇州的崑曲家班”、“清代前期蘇州的職業昆班”、“晚清姑蘇四大昆班及其他”三個部分，對明清以來崑曲戲班以蘇州為中心
向全國傳播而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吳門”的局面進行了闡發，並述及1921年蘇州“崑曲傳習所”的建立及其未崑曲培養繼承人之功。
還有劉召明的博士論文《晚明蘇州劇壇研究》以“晚明蘇州劇壇”為研究物件，圍繞晚明蘇州劇壇的傳奇創作和演劇活動，多維度、多層面地審視戲劇史上的“晚明蘇州現象”。
因此綜合考量這一戲劇現象形成的多重文化機制，發掘晚明蘇州劇壇在明清戲劇發展流變中的戲劇史意義，進而深入探究戲劇藝術生存發展的某些規律。
所以他的論文的第六、七章便透過對蘇州職業戲班、家樂戲班的興起及其演劇活動的考察，分析蘇州作為全國演出中心的獨特地域文化成因。
至於對揚州戲班的研究有：吳新雷《揚州昆班曲社考》考察了明清兩代揚州職業昆班和家庭昆班同時興盛的景況，認為是清代康熙和乾隆歷次南巡，鹽商巨賈為接駕而組班獻演。
所以使得揚州成了全國劇壇的中心，造成了崑腔“七大內班”乃指七位鹽商的家班，因其起始是為了接駕獻演。
故《揚州畫舫錄》稱之為“內班”，出春臺班屬花部以外其餘均為昆班）的特殊聲勢。
而光緒年間“揚州老洪班”進駐上海，在集秀戲園公演了五個多月，實力驚人。
此外，揚州還流行業餘的崑曲清唱，時至今日揚州曲社仍一脈相承。
像是韋明鏵《教幾個小小蒙童——揚劇科班實錄》對近現代揚州的新新社、民鳴社、永樂社、蘭字班、霞字班、鸞字班、許字班等科班進行了介紹。
此外，亦有對其他地區戲班的研究，如郭勇《清末四川境內戲班特點》一文便對清代末年川劇戲班的流動性、鬆散性、優勝劣汰的競爭原則、充滿巴渝地域性的演劇特色等進行了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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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郝慧娜《從杜隱園日記看清代光、宣年間溫州戲曲演出之盛》和黃義樞、劉水雲《試論杜隱園觀劇記的戲曲史料價值》二文依據日記資料對溫州昆班和高腔班在花部戲的衝擊下艱難的生存環境進行了描述。
戲班的組織運營方式，包括戲班組織制度、經濟行為、教習傳承及對外交往等方面。
對組織運營方式的社會學研究正是我們深入瞭解戲班存在狀況的基礎，也是戲班研究的重中之重。
20世紀30年代齊如山的《戲班》便對當時北京戲班的組織狀況進行了相當細緻的紀錄，分“財東”、“人員”、“規矩”、“信仰”、“款項”、“對外”六章，基本上涉及到了戲班內部構成與外部運作的主要方面。
該書一版再版，在學術界影響很大，然而其不足之處在於僅是對京劇戲班的研究，而且資料來源未註明細，令後人在引用時難以核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