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生硬的一寧說死不硬功夫的——翻譯是雙重的‘反逆’既損壞原作的硬達效果，又違背了祖國的語文習慣。”周作人將林氏文體稱為“擬古的文體”。
當然，林氏的文體不獨以其自己的喜愛為出發點，更主要原因是其讀者。
舊式文人，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輕人，惟及新興都市的市民、職員。
他的譯文使用俗化的雅文，在晚清時白話文與文言文的鬥爭之中有一定的合理性。
林氏譯文有較強的社會動機，他在每部譯作的序言或跋中都闡明自己的觀點和動機。
到了1900年12月22日他在(《巴黎茶花女遺事》序)闡述了自己的翻譯思想：亞之不足搞歐，正以歐人勵於學，亞則昏昏沉沉，轉以歐之所學淫奇而不之譯，又漫與之角，自以為勝，此所謂不可水而鬥遊者爾～吾謂欲開民智，必立學堂，學堂功緩，不如立會演說;演說又不易舉，終之唯有譯說。
對林氏來說，翻譯可以警世人，開民智，申張其愛國熱情，保強中華民族挺立於不敗之地。陳福康指出“確實，他的有關譯論，一以貫之的就是愛國與救世。”
林氏譯小說有一個重要策略就是做對比研究，一方面他將所譯小說與我國曆史名著，如《左傳》、《史記》等做對比文體、思想、研究另一方面將文體同在譯文中就是太史公“等名詞的出現。
西方小說文體與中國之文體進行對比，幫助讀者認知翻譯史研究的厚重與淵博。
至於林譯小說產生的影響，鄭振鐸指出(一)林譯小說使中國人懂得了世界的知識;(二)中國人開始瞭解外國文學大師;(三)中國文人開始翻譯世界文學作品的風氣。
而北大的《中國翻譯文學史》則指出，林譯小說確定世界文學格局的建立，中國小說文體型別漸豐富與健全，並轉向對現實主義的標舉。
在近代小說翻譯中，還有以翻譯偵探小說為主的周桂笙鴛鴦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周廋鵑等。
此外，還出現了以翻譯國別文字為主的翻譯家，如吳檮、陳嘏等翻譯俄羅斯文學，伍光建、雪樸翻譯法國文學，蘇曼殊，馬君武等人的詩歌翻譯也什得關注。
周氏兄弟的譯介活動，劉半農、胡適、等人的文學翻譯活動留待五四以後再敘。
周桂笙，家樹奎，筆名新庵等，上海南匯人，近人主要翻譯家之一，幼年入上海廣方言館學習外語，後轉入中法不堂學習法文，兼修英語。
1894年前後，他曾在天津電報局，上海英商恰太輪船公司任職，後業還曾遊歷日本。
這些經歷為他打下了良好的語言基礎。
辛亥革命前後他傾問進步參加組織南社，1906年起，任《月月小說》月刊總譯述，併發起我國第一個翻譯工作者自己組織參與的社團“譯書交通公會”(“交通”即“交流”“交際”的意思)1912年，周氏任同盟會機關報《天鐸報》譯述，1915年還曾撰文反對袁世凱竊權專政。
他的主要譯作以偵探小說、科幻小說及童話為主。
周桂笙1900年左右步入譯壇，首譯阿拉伯文學名著《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譚》)，刊於吳研人主編的《採風報》，此後他的譯作主要有法國鮑福的《毒蛇圈》發表於《新小說》(第8至24號)(1903)、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再生案》(1904，1907)、歇語克復生偵探案》)(1904)、美國康培爾的《失女案》、法國紀善的《妒婦謀夫案》、《紅痣案》等等。科學小說《飛訪木星》、《倫敦世界》、《地心旅行》;教育小說《含冤花》等等。
周氏譯書也強調“覺世目庸民”、“開智啟慧”。翻譯之功大矣哉。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0月11日他為自己翻譯組織“譯書交通公會”撰寫了《譯書交通公會序》和《試辦章程》。
他在序中寫到“中國文學，素稱極盛;降至晚近，日即陵替。??苟能以新思想、新學術源源輸入，俾躋我國於強盛之域，則舊學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發明之效。此非譯書者所當在之事歟～”
在周氏看來，翻譯的主要作用在於促進國家之間互相借鑑技術，互相交通，互通有無。
翻譯能夠強國“取人之長”，“補我之短”，並能為我國傳流學術輸入親血液。
以及包天笑，原名公毅，字朗孫，筆名天笑生、天笑笑，江蘇吳縣(今蘇州)人，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譯作甚多，據統計，從1901年譯《迦茵小傳》到五四時期譯作總共有80種之多。
在譯小說之前，包天笑曾參與《勵學譯編》編輯工作，曾譯《歐洲近代史》、《印度蠶食戰史》、《普通地理學》等自然科學作品，奠定了後來的翻譯基礎。1904年，他與楊紫麟首譯英國哈葛德的小說《迦苗小傳》，受到林紓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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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他又譯法國作家凡爾納的《鐵世界》和《三千里尋親記》(原著佚失)。
教育小說《馨幾就學記》(1901)、法國作家艾克多～馬洛的《苦作流浪記》、英國thoashardyr的《空谷蘭》，俄國契詞夫的《六號室》、托爾斯泰的《六尺地》、雨果的《狹女奴》、東海士比亞《威尼斯商人》改編的《女律師》等等。
包氏本人不懂外語，他的譯作多為摘選、編譯，文筆流暢，可讀性強，但其可信程度差，受國人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