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明以來，始與西方諸國有對等之交際，而中國歷史亦置身於世界各國之列也。
三則是因前二種之關係，而大陸之歷史變而為海洋之歷史也。
這三者之中，以海洋之交通為最大之關鍵，故欲知晚明以降西方宗教、學術輸入之漸，當先觀察元、明海上之交通焉。
由此，海上交通以及文化交流為東西方學術思想第二次碰接提供了平臺。
像是1295年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奉庫噶丁(kogatin)公主之命東行至印度，經黑海，赴君士但丁，後返威尼斯，之後，馬可波羅又與叔父從陸路至元朝大都，受到忽必烈的熱情招待。
十七年後回國後馬可波羅將其經歷寫成《馬可波羅遊記》，並激發了歐洲人東行考察中國開闢新航路的慾望。
當然，這個故事到底是真是假，還有待考證，只是想說明當時東西方交流的確很繁榮，不然也不會有這個故事。
包括後來到中國來的有葡萄亞王子亨利及約翰二世，以及荷蘭人、英法等國，並且開闢了歐洲諸國在東亞的據點，東印度公司。
航海事業的發展使元朝時人們已經知道地球的形狀，及至利瑪竇等至中國傳教，天文、歷算、地理、格致諸學大興，而且也輸入了西方的科學方法，扭轉了中國傳統的科學研究之風。
總的來說，這個時期西學輸入主要集中在地輿學、天文學、軍事、科學方面。
明朝時期政府極其重視翻譯與外事活動，明代接待外賓並配有翻譯人員的官方機構是鴻臚寺，設卿及在右卿、左右寺丞等大小官職，總領其譯事活動。
永樂年間(1403—1424年)，復設會同館於北京，安頓外來使節。
正統六年(1441年)定為南北二館，後稱“四夷館”(即官方培養翻譯人才的外語學校)，培養口筆譯人員，適應明政府對海外的諸蕃幫交往來。
明代翻譯事業的發達，翻譯作為文化交流的通衢始於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學東漸之潮。
柳治徵稱“利瑪竇等之來也，一以傳西方之宗教，一以傳西方之學術”。
綜觀我國近代翻譯史之進化。
可以看出西方科學技術之輸入揭開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或者中國近代文化)之序幕。
西方宗教的輸入也為中國近年代文學史和思想史提供了另一新視界，著名科學家李約瑟說，這是西大文明向文化聯絡的最高範例。
明朝到了中期以後，統治階級昏庸無能，宦官專權，政治腐敗，民回資本主義經濟開始出現，手工業和製造業，也都比以前有新的進步，由於學術界的儒士們謹守孔子之訓“君子不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輕視對實用技術的研究，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學術思想趨於衰微，相對於剛剛經歷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革命的歐洲諸國明顯落後，於是出現了對西方科學技術的渴求。
因此利代等，帶來的西方之學術正好解此之渴。
而利瑪竇的話，是義大利利馬切拉塔城人，1568年入羅馬學校，受宗教、數學、物理的教學，1571年成為耶酥會會士，立志赴東方傳教，1582年來澳門學習漢語，取各利瑪竇，字西泰。
次年，隨羅明堅赴肇慶，並帶來歐洲製造的自鳴鐘、三稜鏡、渾天儀、東西半球圖等。
他感到要在中國傳教，首先要得到皇帝的首肯，並得到上大夫階層的合作。
他還將儒教的“仁”與義”與基督教的“泛愛”主義相結合，撰寫《交友論》，因此贏得多位封建士大夫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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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1601年買通宦官馬堂，到北京覲見神宗，並獻上報時自鳴鐘、萬國圖志、西琴、天主影象、珍珠鑲嵌的十字架、三稜玻璃柱等貢品。
神宗大悅，“嘉其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
在明末學界上，興起一反動之勢力，革新之興味，梁啟超在《中國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指出“明末有一場大公案，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書特書者，日歐洲歷算學之輸入”。
另一方面，他還首創了中西結合翻譯介紹西方科技文獻的歷史，並著《勾股義》、《圓容較義》、《測量法義》、《萬國輿圖》。
他曾與當時科學家徐光啟合作，翻譯(歐幾里德的《幾何原理》(前六卷)，梁啟超稱此書“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
此外，他還第一個把四書譯成拉丁文，第一個採用拉丁文為漢語注音，並與羅明堅合作編寫了第一部《葡華字典》。
他在中國居住十多年，1610年5月11日病逝，並“賜葬”北京。
他在中國的幾十年所寫的筆記和書信結集編成《中國札記》、《中國書簡》為西方瞭解中國提供了寶貴資料。
明代科技翻譯的政治條件明代困擾著人們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