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特定的地點按特定的時間相互交易，形成集市。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為了經營上的方便，市逐漸吸引到人口比較集中，又是奴隸主貴族居住的城中，並有固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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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與“市”原本有嚴格的區別。
到宋代，鎮才擺脫軍事色彩，以貿易鎮市出現於經濟領域，隨著經濟的發展鎮成為縣治和農村集市之間的一級商業中心。
市，多是商販和行商，商業規模較小；鎮，則坐賈較多。
二者在工商業發展程度上有所不同，因為鎮的工商業較發達，在經濟上對封建統治者來說至為重要，因而設“官”以收稅，設“將”以彈壓。
所以有人說“有商賈貿易者謂之市，設官將防遏者謂之鎮。”
“鎮市”作為一個具有經濟意義的新名詞，正式出現於北宋的熙寧、元佑年間，到南宋以後常見於官方文書以及地方誌中，成了一個專門用語。
宋代是一個市鎮機能轉變的過渡時代。
在宋代，由於城市中市坊制度的破壞，以及鄰近鄉村地區懋遷的方便，原有的定期市逐漸演變形成商業性的聚落，做為固定居處的市於是形成。
另一方面，原有以行政及軍事機能為主的城鎮，也逐漸蛻變轉化為商業及貿易的重要據點。
這種商業化的趨勢，直到明清時代，傳統的市鎮均脫離了它的原始含義，而以商業機能為標準。
這些市鎮都是人口稠密、商店林立、經濟繁華的中心地，是介於州縣城與鄉村之間的新興小城鎮。
在明清的方誌中，其間的市鎮並沒有嚴格的區分，如弘治吳江縣誌謂“人煙湊集之處謂之市鎮”。
包括乾隆湖州府志也說“田野之聚落為村，津塗之湊集則為市為鎮”，嘉靖仁和縣誌所載杭州附近各市鎮則均“市鎮”或“鎮市”連名。
可見，明清時“市鎮”或“鎮市”已經成為江南地區一般商業聚落的通稱了。
雖然明清時代一般鎮大於市，但也有不少是市大於鎮，因此，到了清末時期，市鎮的標準已經沒法分判了。
但可以江南市鎮的基礎奠定於宋代，宋代的農業革命與商業革命，以及“蘇湖熟，天下足”局面的出現，為江南市鎮的興起提供了有力的經濟支援，不少江南市鎮都可以追溯到這個時代。
像烏墩鎮即烏鎮）、梅溪鎮、四安鎮、南潯鎮都是。
此外比較有名的震澤鎮的前身震澤市就形成於宋代。
所以我們通觀江南市鎮的發展，可以發現明代是一個重大的轉折。
宋代以來，直到十五世紀末明成化、弘治年間），可以說是市鎮的萌芽與形成時期。
明代的蘇、松、杭、嘉、湖等府不僅是財賦重地，也是農工商各業發達的經濟中心。
農家經營的商品化與市場化，需要有比集市更高層次的市場與之相適應，這就給市鎮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以蘇松常杭嘉湖六府而論，在明代該地區市鎮確實有了蓬勃的發展尤其是在明成化、弘治年間，出現的市鎮發展的第一個高峰，除了該區域的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蘇松接近上海的沿海地區以外，近代市鎮的基本規模和分佈格局，可以說是在明代奠定的。
清代江南市鎮繼續發展，市鎮作為江南地區最活力的經濟中心地，作為全國多層次市場中的重要環節，伴隨著康雍乾盛世的出現，進入了江南市鎮發展史上的第二波高峰。
清末民初，是江南市鎮發展的第三個高峰期。
明清江南市鎮的繁榮表現在市鎮數量的增加、市鎮人口的大量增長、市上升為鎮等方面。
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三百年間，尤其是正德、萬曆年間以迄清代乾隆時代，市鎮的數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許多市鎮達到空前的繁榮。
清代，江南地區的市鎮明顯地有大量增加的趨勢，尤其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江南市鎮進入了一個快速成長的極盛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