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近二百年的移民開發，到清代中葉東北和臺灣的農業經濟都有了長足的發展，成為新的糧食生產基地;農產品加工業、商業等也有了初步發展，從而為以後更大規模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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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時商品流通的發展，流通範圍的擴大。
明代長時期禁海，長江航運也不甚發達，南北貿易以運河為主幹，東西貿易主要侷限於長江中下游。
清代隨著海禁的開放，華北平原、長江中上游諸省的經濟發展，以及東北與臺灣等新區的開發，沿海、沿江貿易都有大規模的發展。
流通規模的擴大，清代，全國商品流通的品種和數量都較明代有大幅度的增長。
稅收額的增長可從另一個方面反映流通規模的擴大。
關稅在全國財政收入中所佔比例也是越來越大，清代前期全國各主要稅關的稅則未見重大變更，稅率也未見有大幅度的提高，故稅收額的增加主要是商品流通量增長的結果。
以及流通佈局的變化。在鈔關設定和稅收方面均有所反映。像明代的禁海。清代的閉關鎖國～
包括城鄉市場網路體系的形成。
因為明代南北物資交流主要依賴京杭大運河，流通樞紐城市也多集中在運河沿線;清代，沿海、長江航運逐漸取代運河成為全國最主要的流通幹線，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樞紐城市迅速崛起，如上海、天津、廣州、廈門、重慶、漢口、九江等等，這些城市大多成為鴉片戰爭後的第一批通商口岸。
農村集市的發展，是明清時期經濟發展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
所以說當時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明清時期，由於農耕經濟高度發展，一方面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為農業人員流向手工業部門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經濟作物廣泛種植，大量農產品投放市場。
同時，與市場緊密聯絡的私營手工業得到迅速發展，並佔據主導地位。以生產商品為目的紡織業興起，是手工業商業化發展的集中體現。
於是，在手工業中首先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出現和發展，是在農業、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及商品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在傳統農耕社會內部孕育的新的生產關係。
白銀成為市場上的主要貨幣也大大刺激了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
到“攤丁入畝”徹底取消人頭稅，大大放鬆了官府對農民、手工工匠和商人的人身控制，無疑對促進人口增長和社會經濟發展又是一個有力推動。
所以，為增殖利潤而進行的商品生產以及以自由僱傭勞動為特徵的工場手工業經營形式——一種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萌芽產生並緩慢地發展起來。
因此早期民主啟蒙思想的產生和“經世致用”主張的出現。
要知道明清之際是諸多矛盾交織、發生天翻地覆鉅變的時代。
一方面專制集權高度膨脹，禮教綱常愈趨苛嚴;另一方面統治階級極端腐敗，綱紀凌夷，政教失控，危機四伏，正統禮教的腐朽黑暗面暴露的更加充分。
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出現和“西學東漸”近代科學的傳入，也大大開闊了人們的視野，為思想界注入了嶄新的時代氣息。
一些先進知識分子順應手工業、商品經濟發展的大勢，代表新興市民階層利益，提出了“經世致用”的主張，在意識形態領域掀起一股要求個、平等、自由的早期啟蒙思想。
其中尤以清初三大思想家為最。
他們最主要的觀念是倡導言論自由，建立自上而下的監督機構，以保證各級政權機關清正廉潔、決策正確和國家社會安定。
他們以前所未見的犀利筆鋒對以往正統宋明理學做出總結性批判，開創了具有深刻而新穎哲學觀點、政治見解和批判、務實精神的一代進步思潮。
以三大思想家為代表的君主批判意識是在明清之際政治經濟天崩地裂的社會環境下產生的。
他們的思想在其後數百年間仍具有振聾發聵的啟蒙作用，給後世民眾以深刻的啟迪。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封建制度的日趨衰落，導致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產生。
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就是這些具有民主色彩的進步思想家的傑出代表。
這三位思想家都有類似的經歷，早年都參加過抗清鬥爭，後來都隱居著書立說。
但由於治學方法和所學內容不同，他們在思想上、學術上又表現了各自的特點和風格。
黃宗羲比較強烈地表現了反對君主專制的傾向，顧炎武強調學以致用的學風，王夫之把我國古代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發展到一個新水平。
黃宗羲的思想，對後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產生過一定的影響。顧炎武腳踏實地的學風，對清代學者有很大影響。
王夫之的思想在我國古代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還有許多科學巨匠的出現和科技巨著的誕生。
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和宋應星的《天工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