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律、令、答問、例、式等構成的法規，條文繁細，規定具體，既從多方面反映出當時社會生活和司法制度的複雜情況，又反映出中國古代立法的早期過程和發展跡軌，其中有不少條文為後世所因循。
這裡還包括刑罰種類和司法行政。
畢竟春秋戰國時期的刑罰是很殘酷的，見於典籍的刑罰雖然可以按死刑、肉刑、財產刑、自由刑、流刑來進行分類，但其刑罰手段是多樣化的，每種刑罰還區分出輕重不同的等級。
諸如死刑，就有賜死、殺、斬、腰斬、絞、戮、囊撲、梟首、棄市、剖腹、蒺藜、鑿顛、抽肋、車裂、鑊烹、棄灰、阬、肢解、磔、醢脯、夷族、滅宗等數十種處決方式。
肉刑則有鞭、笞、抶、黥、劓、髡、斬左右趾、刖、挖目、截耳、宮等不同刑罰手段。
財產刑也有償、贖、罰、沒等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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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刑除剝奪自由外，還要做徒役，分為耐(隸臣妾)、城旦(施過黥、劓刑的工徒)、舂(施過刑的女徒舂米)、鬼薪(施過刑的男徒)、白粲(白米，施過刑的女徒)、司寇(強制勞作)等。
流刑分為遷(全家遷徙)、放兩種，還有遠、近、邊、荒的區別。
在處罰的時候，按照罪犯的罪行輕重，參考其身份等級，實行輕重不同的處罰，在法律面前實行公開的不平等原則，所以對刑徒、奴隸臣妾的處罰最重，對官吏和有爵位的人則從輕，官爵高的人和貴戚可享有減刑和贖罪的待遇。
在司法行政方面，楚國設有司敗和廷理，秦國設廷尉，其他各國多設司寇，這些都是中央主管司法事務的主要官員和機構。
郡縣制確立以後，郡縣的主要長官兼理司法事務，並且分別設有主管司法事務的屬員或掾吏，如韓國的縣司寇、秦國的治獄令史等，已經初步形成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司法行政體系。
各國從中央到郡縣都沒有許多監獄，在峻法之下，監獄經常是“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
在“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的酷刑之下，“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
各級司法官員只有審案擬罪的權力，定罪則要視犯罪輕重和犯人的身份等級，逐級上報主要長官以至君主裁定，才能終判執行。
在這方面，也有一套較為系統的上計制度。
其次是職官管理制度。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相繼從世卿世祿制過渡到官僚制，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主賣官爵，臣賣智力”的人身依附和僱傭關係的基礎上的，君主運用禮法、刑德、賞罰、爵祿和誅殺來控制群臣，群臣在名分上雖然還是按等級劃分，還是擁有不同特權的大小貴族，但他們已經不再是以貴族身份來行使權力，而是以君主臣僕的資格來進行治理，因此，必須對職官管理制度進行某些變革。
所以有了官吏選拔制度
世卿制逐漸衰微，官僚制興起，使官吏選拔制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當然，這兩種制度的交替銜接是經過相當長的演變過程的。
世卿選官制度在很長時期內很大程度上還是被儲存下來，只是處在逐步彼削弱被取代的過程中。
例如，在戰國後期，魯仲連勸燕將投降齊國時說“裂地定封，富比陶(穰侯)、衛(商君)，世世稱孤寡，與齊永存”。
可見，在當時世襲制度依然存在，雖然已經有許多人被剝奪了世襲特權，但這種特權畢竟還是當時官僚追求的目標，世襲者在某種程度上還享有優先被選拔的待遇，但已經不是出任公職的唯一資格了。在
保留這些舊制的同時，已經出現了許多新的選拔官吏的方法，比較主要的有薦舉、學校、遊說自薦、招賢、軍功、任子、吏胥等不同的選官途徑。
薦舉之法有其初步興起以至被普遍採用的過程。
齊桓公時鮑叔牙推薦管仲，秦穆公時公孫枝推薦百里奚，還是作為一種個別的特殊情況，雖然當時已經有人提出“君之所審者三，一日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作為國家治理的“三本”，以德、功、能作為推薦的標準，但這也僅僅是在理論上的初步探索，戰國中期以後，鑑於被薦舉任官的人多能稱職，這種薦舉才漸成為制度，規定朝中大臣和郡縣主要長官應定期向君主推薦人才，量能以授官，並實行薦舉連坐。
學校在西周時就已經成為一種選拔人才的途徑，許多沒有繼承權的“士”，透過官學取得任官資格。
春秋戰國時期則在官學的基礎上發展起許多私學，私學子弟憑才能也可以入仕，孔子弟子3000，許多人到各國為官，有的還受到重用。
但畢竟私學不能直接入仕，弟子們還是主要憑自己的才能遊說自薦。
孔門大弟子子貢，曾遊說各國，憑著自己的才能和學到的知識，在當時產生過很大的政治影響，“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亦得到重用。
這種上書遊說的自薦，成為非宗法性計程車顯名建業、實現抱負的可行捷徑，以至在戰國時遊說縱橫之士遍佈天下，其中被擢為大臣、聲名卓著的有荀況、商鞅、張儀、蘇秦、李斯等人。
這些士的能量很大，“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引起許多國君的重視，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築黃金臺，“士爭湊燕”。使“燕國殷富”。
各國“設官職，陳爵祿，而土自至”。
士是以自己的才能和取得的業績博取到重用的，並在此基礎上奠定了官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