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等差遣又可分為兩個層次。
其中，知州軍以下為常調差遣，而提點刑獄以上則為出常調差遣。
因此，轉運使資序要比提點刑獄高。至於後出的提舉常平則在提點刑獄之下，約與知州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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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北宋一路首州知州則不然，多由朝廷侍從乃至退位宰執等重臣充任。
對於帥臣的資序，範祖禹說得很清楚，他說“將帥之選，多出於監司。”
“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其資望最深、績效尤著者，乃擢任陝西、河東、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為三司副使。”
“其未可輟者，或與理副使資序，自副使出為都轉運使。夫自初為監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勞已深，資歷已多，緣邊山川、道路、甲兵、錢穀，皆所諳知，故帥臣有闕，可備任使。”
正因為如此，故宋人常目帥臣為藩鎮，必須加以防範。
熙、豐(1068年1085年)改革之初，知青州歐陽修自作主張地中止了京東東路青苗錢的發放，被王安石斥之為“殊不識藩鎮體”，便是1個極好的例證。
此後元豐至紹興，數次頒詔，規定提舉官的資任依轉運判官。
而宋制運判位在通判之上，與知州敘官位，故言。
卑臨尊、以小制大的精神。大臣“出臨外藩，即轉運使所部”。其合申轉運使公事，“亦書姓名於監司之前”。
轉運使名位雖卑，但得按視其府庫，“劾宰執侍從之臣”。
故宋人常津津樂道其制度之得體，認為漢州牧之制、唐節度兼觀察之制，皆不及本朝防微杜漸之嚴。
因此，建炎之初(1027年)，李綱請置帥府、要郡，被認為是複方鎮之制。
以此之故，議者始終不同意“如方鎮割隸州郡”，不同意授予節制之權，不同意削減上供財谷。而是以“兵事皆屬都統，民政皆屬諸司，安撫使特虛名而已”。
故南宋高、孝時人吳儆嘗嘆“所謂帥臣者，雖名為一路兵民之寄，其實一大郡守耳～”
因此，毫無疑問，有宋一代，始終嚴防地方割據，始終堅持以轉運司為主體的地方行政體制，從未動搖。
開禧元年(1205年)，臣僚所言也證實了這1點，該臣言“憲、漕諸司之勢必行於郡縣者，以刑獄之冤濫，訟牒之稽違，財賦之欺隱，諸司皆得以察之。”
“下至當職官之去留，承行吏之罷復，諸司皆得以專之。至諸司耳目之所不接，又巡按以及得之，故郡縣於諸司財賦類不敢虧。”
所以說轉運司是宋代高層地方政區的政府。
要知道在路級監司之中，轉運司設定最早，五代時就已出現。
至宋朝立國之初，已是“一路之事，無所不總”，儼然成為地方高層政區的政府。
首先，從其本身的理財職能來看，它“經度一路財賦”，瞭解盈虛有無，籌辦向朝廷上供的錢物;年終計算各州縣的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每年巡行所部，檢查儲積和帳冊。
轉運司在財政方面的具體職責一般有5條1是戶口的增減;2是土地的荒闢;3是鹽、茶、酒稅的增虧;4是上供、和糴、和買物品，不虧於年額拋數;5是申報朝省文字和帳冊、案卷齊備。
這清楚地反映了轉運司作為高層地方政府的性質。
其次，與後設的提刑司、提舉司相比，轉運司的這一地方性質更為明顯。
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七月，始命各路提刑司拘收本路轉運司所樁管的缺額禁軍請受，年終向樞密院申報數目。
同年八月，以“諸路財賦，歲入歲支，轉運司多不盡心，惟稱闕乏”，故令轉運司“自今三年一供”，“送提點刑獄司驅磨保明，上中書點檢”。
南宋孝宗時，諸路經總制錢並委提刑司督責。
所有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提刑司在財政上是代表中央的。
提舉司是新法機構，它負責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在本路的推行與相關財務。
但它透過新法所獲得的贏利一般歸入朝廷封樁範圍，除僱役錢外，不負擔本路經費開支。
並且，從此以後，轉運司財賦隸屬於戶部左曹，常平司財賦隸屬於戶部右曹。
由於財賦有了地方與中央之分，由於轉運司更多地代表地方的利益，因此，它常乘兼權常平司的機會侵用其財物。
元豐元年(1078年)十月，判司農司蔡確所言，就明白地揭示了這1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