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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後唐以來中原王朝與契丹的長期對峙和五代時期中央集權的強化。
五代時期不僅出現了這種軍興則置、事平則罷的隨軍轉運使，而且還在各地區先後出現了常設的地區性的轉運使之職。
例如，在河北，早在後唐建立之初，就出現了北面水陸轉運使一職。
時後唐與契丹關係緊張，莊宗以重臣樞密使郭崇韜兼河北重鎮鎮州節度使，以任圜為成德軍節度“行軍司馬，充北面水陸轉運使，仍知府事”。
其後，從唐至周，有馬紹宏、劉審交、李嗣源、婁繼英、烏震、範延光、劉處讓、李谷、王贊等人相繼擔任此職。
出於同樣的原因，河東也駐有大量的禁軍。
在《通鑑》清泰二年(935年)六月條言，“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並，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就反映了這一史實。
這樣西北面計度使也產生了。
劉處讓“應順初(924年)，授忻州刺史、檢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計度使”，以備北寇。
計度使即轉運使，兩者職能是一樣的，宋初往往合稱水陸計度轉運使。
計度司設在太原，直至後晉天福二年才撤銷。
時石敬瑭以割地、納幣的方式改善了與契丹的關係。
明宗朝，西面水陸轉運使也已出現。
長興三年，明宗任命張延播為鳳州防禦使兼任此職，當是常設之職。
二年初，明宗討伐兩川失敗，戰事已經結束。
隨後兩川發生火併，三年五月，孟知祥統一兩川。
故明宗長興三年張延播出任西面水陸轉運使，當是為防禦後蜀而採取的1項措施。
前言張虔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駐節興元府，兼西面都部署，此職當是為張虔釗所部籌劃、調集糧草、軍備而設。
作為位於興元府北面不遠的鳳州正好充當西面軍的後勤補給基地。
到了後周顯德五年三月，世宗平定淮南，得14州、60縣。
六月，以張正“充江北諸州水陸轉運使”。
此時，戰事也已停止，此職亦當是常設之職。
各地轉運使為了確保沿邊禁軍軍需的補給，不僅要整頓水陸交通、徵發舟車人夫，而且還要經營物資的折博、控制存放在各州的系省錢物和州縣所屬財賦，併為此與中央財政部門三司保持聯絡。
五代常用三司官員出任一方轉運使，應是出於這樣1種考慮。
如後唐天成元年十月，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鹽鐵判官“趙季良為孟知祥官告國信使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
後晉開運二年(945年)八月，“以三司副使、給事中李谷為磁州刺史，充北面水陸轉運使”。
後周顯德二年九月，“以三司副使王贊為內客省使兼北面諸州水陸轉運使”。
這樣，轉運使勢必要擴大其職權範圍，以加強對傍近州縣和監、院、場、務的指揮統督，干預地方事務，乃至對州縣地方官員擁有彈劾權。
《冊府元龜》卷700《牧守部貪黷》就記載了這樣1件事。
“張順為楚州刺史，顯德五年十二月己丑，賜死於都城外。順發身戎伍，累遷虎捷廂主，歷登、汝、楚三州防禦使。在楚州日，嘗隱落下榷稅錢五十餘萬、官庫絲綿二千餘兩，及縱部下侵民，民甚苦之。為轉運判官馮瓚所奏，下御史府訊之得實，故置於法焉”。
馮瓚為轉運判官，對楚州刺史行使彈劾。這與宋代轉運司官員對所部履行監察權並無二致。
從時間、地點看，馮瓚當是江北諸州轉運司官員，是上言轉運使張正的同僚。
無獨有偶，顯德六年，世宗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