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英所言並非毫無根據。隨著科舉、教化的推行，黔西北地區的文化與禮俗逐漸發生了變化，安秉健請雲南歲貢柯春在家教讀，安國瑞以及“陳登雲控案”中的當事人陳登雲、陳阿佃、金阿好等人均能操漢語，甚至可以書寫——安國瑞的狀詞是自己寫的。
官員們在判決的時候，實徒實流，不再考慮“民、苗”之別，安國瑞被髮遣黑龍江，在此之前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十八年(1793)，誣控安秉健的安士照、阿魯約等人同樣被擬充軍，陳登雲一案中金阿好、陳二等人則被擬徒。
黔西北地區在觀念上與實踐上都成為了清王朝“舊疆”。
(三)、布摩階層的變動。
在勾政權中，布摩與幕史壟斷著書籍與文字，他們是知識與文明的象徵，躋身統治階層，受到全社會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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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與君、臣並列的布摩，掌管祭祀，勾通天、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神化了。
彝制崩潰後，布摩的政治特權隨之喪失，而科舉教化、移民的湧入，對他們造成另一種重大打擊，布摩階層的身份構成逐漸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1、文教的興起與紳士階層的成長。
要知道貴州科舉興於明代，主要是由於衛所的帶動，當時入學者以屯戍子弟與漢人移民為主。
黔西北地區的廣大原住民並非編戶，沒有根據也沒有必要去入學應舉。
因此明王朝文教的擴張與滲透大體上只能波及到上層統治分子，雖然朝廷力圖推廣社學，但土官並不熱心，社學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實亡，布摩所宣揚的各種價值觀仍然是土司政權的意識形態。
改土歸流在制度上為推行科舉創造了條件。
黔西北平定後不數年，黔西、平遠、大定等府相繼設學，而舊有的烏撒衛學則改為威寧府學，此外各種書院、義學、社學亦漸次設立。
這些學校除了解決漢人的入學、科舉問題外，還擔負著化導原住民的重任，正所謂“苗彝新附之地，尤當誘之以詩書，使其勉強禮義而不敢為非。”
清代入泮者確實有不少新近入籍的原住民子弟，雍正十年(1732)，貴州學政晏斯盛提到大定府親轄地有許多“目、夷”列於學宮，“尤明於順逆之義”，隨從太守赴軍前討賊。。
平遠州有“苗民”九種，“不拘愚智，但年幼者，俱解從師讀書，近列癀宮者頗眾。”
威寧被描述為“漢夷合一，文教頓興”，康熙四十八年(1709)，佟銘遷府學時，“自總鎮、副守、廳學、舉貢，以及漢民苗夷之有志學者，鹹贊勵以光其事。”
到雍正年間威寧府改州，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以該處“讀書向學之士不少”，建議“仍準進學二十名，免其減額。”
據乾隆《黔西州志》，當時各種族類都有“讀書入泮”者，因此該書稱
(黔西)舊屬夷地，種類非一，語言文字概不相通。我朝改土設流，建立學校，文教大興，習俗丕變，冠婚喪祭漸循於禮。
道光《大定府志》同樣提到羅羅、宋家等族類進學的情況。
雖然方誌編修者們的言語難免誇飾，但改流后王朝教化對地方社會的日益滲透卻是無庸置疑的。
彝文獻對此亦有所反映，如麻博阿維家的一支遷到水西阿哲家的地盤後，“取了漢姓，在清康熙年間，讀漢書，使用漢文，一度有功名，中了舉，做了漢官。”
隨著科舉制度在黔西北的推行，在新的制度下具有更多意識形態“正統性”的紳士階層也開始成長起來。
許多接受儒學教育並獲得功名計程車紳，就是在地方上有權有勢的土目的後代，但也有一些普通土民在成為紳士的過程中，逐步轉變了自己的身份並擴大在地方社會的影響力。
例如大方縣普底鄉黃氏家族，自康熙年間起便全面學習漢人的語言、風俗、禮儀，“製造”本家族的漢人身份，不斷子孫不斷讀書進學，翻開《黃氏族譜》(光緒9年抄本)，貢生、增廣生員、廩膳生員、附生等比比皆是，舉人則有黃顯庸、黃思永等。
在走向士紳化的過程中，黃姓逐漸轉變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並利用這一身份擴張勢力，向地方豪強(如土目)挑戰，爭奪更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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