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咋們可以在這總結一下，其實所謂的改土歸流，就是地方權利結構的演變，因為前文已經說了，土司制度是古代封建社會治理地方的重要手段。
拋卻之前不說，它算是從元代以來古代封建社會的中央王朝在南方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其興廢過程反映出少數民族社會的深刻變遷。
不過在古時候一直沒什麼人具體去探究過這個問題，而具有近代學術意義的關於土司制度的研究始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其背景是民族學在中國逐步興起以及對開發邊疆、改進邊政等問題的關注。
而且當時學者們的興趣主要集中土司政策沿革與現存土司地區的實地調查兩個方面。
到1949年以後，學界對改土歸流後地方社會變遷有了較多的研究，這些研究大致從社會形態更替(封建地主制代替農奴制或奴隸制)、社會經濟發展、文化進步等宏觀的角度展開，並且大都或預設了生產方式演變的理論前提，或著重於描述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先進文化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推廣，或流於泛泛而談，或糾纏於社會進步與退步的價值評判。
對改流前後少數民族社會的實態特別是權力關係的變化缺乏深入細緻的實證性研究，使我們難以真正理解改土歸流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不過，當研究者試圖去把握少數民族社會的變化時，也面臨著許多困難，特別是我們所看到的有關南方少數民族的史料大都是漢人官員、文人們所留下的，在缺乏深入調查以及存在著文化偏見、獵奇心理的情況下，官員、文人們大都隻言片語、浮光掠影、半事實半想象地記載他們眼中的“異類”。
幸運的是，有許多學者所研究的黔西北(貴州西北部)彝族擁有自己的文字、文獻以及一套具有深遠歷史根源的政治權力架構，結合彝、漢文獻、田野調查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許可以構建一幅改土歸流前後地方社會變遷的歷史圖景。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除金石材料外，彝文獻一般未標明作者及著作時間，只能大致知道它們基本上是明清時期的作品。
此外，彝文獻大都用五言的形式寫成，許多敘述極為簡略和隱晦，跳躍性較大，有的還雜糅著神話與傳說。
這些給研究者帶來了相當的困難，因此，只有充分掌握大量的彝、漢文材料，諳熟當地彝族的傳統禮俗的情況下，才能真正理解彝文獻的含義。
作者菌在這寫這麼多的目的，也是想跟大家科普一下這方面的相關知識，探究一下這些地方政權自己的政權形態，然後考察其在中央王朝開拓西南地區的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及其最終崩潰但依然在新的政治、文化環境中發生作用的複雜歷史過程。
相信探討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一個具有自己的文字、禮儀以及政治法律傳統的非漢族社會中推行與表達的歷史，有助於推進我們對傳統中國大一統結構特質理解與認識。
比如講過的關於改土歸流前黔西北地方社會的權力結構。
當然，這裡所指的黔西北界鄰川、滇兩省，大致相當於清代貴州大定府所管轄的範圍，包括今貴州省畢節地區的全部以及六盤水市的一部分。
據明清時期的彝、漢文獻及當地的口碑資料，早在三國時期，一位叫妥阿哲(漢文獻稱“濟火”)的彝族首領就因幫諸葛亮征討南中有功而被封為羅甸國王，統治包括今畢節、大方、黔西、織金、納雍、金沙等縣的大片土地，是為慕俄勾君長國。
至遲在元代，慕俄勾的勢力已跨過了烏江上游的鴨池河，向東一直延伸到今貴陽一帶，但統治中心在鴨池河之西，因此慕俄勾亦被稱為水西，明代依前朝舊例，賜封水西統治者為貴州宣慰司宣慰使。
明制，宣慰使從三品，為品級最高的土司，朱元璋還詔“貴州宣慰使靄翠位居各宣慰之上”，由此足見水西土司的重要地位。
自靄翠以後，水西君長開始採用漢姓——安，實行彝、漢雙姓名制，所以又稱水西安氏。
除慕俄勾外，黔西北地區尚有另一位彝族首領俄索折怒於元代以前在黔西北建立的烏撒君長國，統治區域大致包括今威寧、赫章二縣。
明代烏撒君長被賜封為烏撒土知府，並象水西君長一樣採用漢姓——安。
以明清史料及口碑斷言三國時期彝族已在黔西北建立起類似國家的組織或許過於草率，一些學者聲稱彝文是中國最早的文字，理據同樣欠充分，但至遲在宋代，黔西北一帶彝族的已開始使用彝文字，而各種制度亦粗具規模，宋人范成大稱南方曰蠻。
今郡縣之外，羈縻州洞，雖故蠻地，猶近省，民供稅役，故不以蠻命之，過羈縻，則謂之化外真蠻也。區落連亙，接於西戎，種類殊詭，不可勝記，今志其近桂林者。
宜州有西南蕃、大小張、大小王、龍石、騰謝諸蕃，地與牂牁接，人椎髻跣足，或著木履，衣青花斑布，以射獵仇殺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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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南連邕州南江之外者，羅殿、自杞等以國名，羅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而峨州以西，別有酋長，無所統屬者，蘇綺、羅坐、夜面、計利、流求、萬壽、多嶺、阿誤等蠻，謂之生蠻，酋自謂太保。
大抵與山僚相似，但有首領耳。羅殿等處乃成聚落，亦有文書公文，稱守羅殿國王。
羅殿國在何處，明代史料常稱水西為羅殿(甸)，水西君長們亦常以羅殿(甸)國王自居。
雖然學界並不完全同意水西即羅甸，但羅甸國不在黔西北即在黔西北的周邊地區，這是可以肯定的。
羅殿等處已粗具國家的規模，其所使用的公文應該是彝文。
因為該地是“化外真蠻”，遊離於中央王朝的羈縻州縣系統之外，不繳稅，不服役，同宋朝廷的關係，僅僅體現在“市馬”一類互惠的經濟活動上，羅殿國的統治者們不大可能去學習漢文。
到明代後，這些君長國的上層人物才開始接受漢化教育。
根據彝、漢文獻，我們可以對黔西北彝族政權作一大致的描述與分析。
在當地彝語中，君長國的政權稱為“勾”，如烏撒稱紀俄勾，水西稱慕俄勾，播勒部稱婁婁勾，磨彌部稱古口勾等。
這種稱謂含有某種神聖的意味，勾意譯時又指白鶴，在彝書中頻頻出現，被描繪為具有超凡能力的聖鳥。
勾政權的最高統治者稱“祖”(，即“祖摩”，意譯為“君”)，其輔佐者有“摩”(，意譯為“臣”)、“布”(，即“布摩”，意譯為“師”，指祭師、經師)，彝書中往往三者並稱，學界對此已頗多闡述，在此要補充的是，在黔西北民間口耳相傳的許多“曲谷”(即情歌)中尚保留著對君、臣、佈政權的記憶，如〈谷邳賴〉稱情郎和情妹，進入了歌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