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省改流地區這種引進先進技術和農具的現象亦很普遍。
改流後亦使手工業和商業有了較快的發展。
對改流地區清政府鼓勵從事多種經營，鄂西地區改流後“女勤於織，戶有機聲”，木匠、銅匠、裁縫各業俱有;施南府“百工多系本地居民有精於藝者，或居肆置物”。
雲南東川的礦業也有發展，“礦產稅年收萬金”。
集市貿易更為繁榮，改流後水陸交通的開通，“水道可以安穩行舟，往來商賈稱便，苗、彝土特產，藉以源源輸出，外地商品，如鹽、米、布帛諸物亦得以大量輸入”。
湖北鶴峰州“舟楫之往來，連絡不絕，商賈之貨殖，各種俱全;人事之繁華，已至其極”。
改流地區商業的繁榮可見一斑。
總之，改土歸流促進了原土司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四，促進了土司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
改流前土司往往以“恐土民向學有知，不便於彼之苛政，不許讀書”，“向來土官不容夷人應考，恐其入學，與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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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流後清政府下令廢除“禁部中夷人不許讀書”的舊規，提倡在各改流地區廣設學校，凡有條件辦學的地方，均設立學校和教職，還規定取士名額。
湖北鶴峰流官知州提出設立義館，令民間子弟上學，7歲以上兒童必須上學，父母不得阻止。
為了擴大民間子女入學機會，在施南府設了府學。
各縣大都設了縣學、鄉學，實行科舉考試。
清政府為了籠絡人心，還在一些州縣專設苗童名額。
據不完全統計，雍正改流後建立的學校;在貴州有府州4個，在雲南有府州6個縣2個，在廣西有府州5個縣1個，在湖南有府州1個縣4個，在四川有府州2個縣1個。
學校的建立，使許多民族的子弟有機會上學，“文教事興，人皆向學。
不獨世家巨室，禮士賓賢，各有家塾，即寒素子弟，亦以誦讀為重”。
而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對改流地區各民族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因此綜合上述，可以對改土歸流的影響作如下的評價改流是土司統治地區各民族經濟和政治制度的一次大變革。
就經濟變革來講，改流以後，一些地區的封建地主經濟取得了主導的地位，一些地區的封建地主經濟則由此而發展起來。
再就政治改革而言，土司統治時期，各民族中還分別存在著封建領主、奴隸主的地方政權，中央王朝只能透過各民族中的領主、奴隸主實行間接的統治，改流後領主、奴隸主政權皆被廢除，而代之以流官政權實行直接的統治，從而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使各民族地區的基層政權與內地漢族完全趨於一致，各民族地區與漢族地區政治上的統一向前發展了，鞏固了中央王朝對各民族地區的統治，也使多民族統一國家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其結果是促進了改流地區各民族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這是改土歸流的進步性，應該加以肯定。
但是改土歸流又是建立在有利於大民族封建中央統治階級對各民族人民進行剝削的前提下進行的，所以中央王朝中統治階級的剝削代替了各民族中土司的剝削，以流官代替土官的統治，各民族人民不可能擺脫階級壓迫和剝削，甚至造成有些地區土流雙重壓迫和剝削，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依然存在，使改土歸流的進步性受到非常大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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