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元朝忽必烈來了，高土司“勢屈迎降”。明朝傅友德來了“率眾內附”，清兵來了也“歸順。”
如土知州高鬥光，明末崇禎時襲職，清兵來滇，即“差目赴省投誠”。
以後，吳三桂反清，在北勝設茶馬關，又與之勾結。
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兵攻至四川，又差親舍赴四川投誠。
康熙二十年(1681年)，又專差親舍軍前投誠。
此擇勝者而“歸”，從而躲過了各次王朝更迭中的危機。
除了王朝更迭中存在的可能“站錯位置”的危險，土司在襲職時也會存在很大的風險。
如前所述，從明代開始，為了“防止冒襲及因承襲人不明而起爭端，故規定土官須先將應襲之人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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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呈請襲職之際，取得上司印，然而在土司襲職時，“取得上司印結”這個環節成了一個瓶頸，土司們深受各級流官種種刁難和敲詐。
特別是布政使下屬吏員雜役，為了給上司效勞，勾結內外人役，欺騙訛詐，從中漁利，使原是重價的襲職費，再加數倍，以至數十倍。
如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土司高世昌請襲，賣了莊園5處，得銀1000兩，才領到委狀。
光緒十六年(1890年)，高氏又因無力襲職，請求西門韓姓，當官認銀4000餘兩。
在如此高昂的“請襲費“面前，高氏土司採取的辦法是“不擇手段”地保住土司的頭銜。
這也是高氏土司能夠持續800多年的原因之一。
當然，在高氏土司承襲的過程中，也出現過內陰的危機，如據《明史》載，“北勝州土同知高世懋死，異母弟世昌襲.其族侄蘭妄稱世昌奸生，訟之官，不聽.世昌懼逼，走麗江避之.尋還至瀾滄，宿客舍，蘭圍而縱火，殺其家七十餘人，發其祖父墓，自稱欽授把總，大掠.麗江知府木增請討之，謂法紀弁髦，尾大不掉，不治將有隱憂.上官嘉其義，調增率其部進剿，獲蘭梟之。”
作為朝廷“以夷制夷”的工具，高氏一直“忠心耿耿”地貫徹著這一原則。
從高斌祥以來，參加過朝廷調遣征戰和平剿暴亂的土司歷朝都有。
比如明高昶率部攻克平麓川，立功升職;高聰在嘉靖三年(1524年)以殺賊功，疊經巡撫，御史獎賞;高嵛五次奉調出兵;高德克平赤石巖等處夷亂;高承祖奉調征討騰衝等地有功，獲“報國忠貞。
高世懋四次征討蒙化，武定和騰衝等地，立功受賞;高世昌天啟二年領兵攻打米郎，必善等寨，擒賊首。
道光以前，“世際承平，士習於庠，農安於野，二百餘年，軍旅之事未之聞也。
道光以後，高氏土司所轄地界暴亂不斷，道光年間，唐貴起義，高善因“辦理不利”被朝廷所殺;光緒年間的高長祜和高履坤都死於當地少數民族的戰亂。
可見，高氏土司的地位之所以得到保全，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很好地“踐行”了朝廷“以夷制夷”的策略。
至於高氏土司的衰落的話，在明初以前，中央政權還沒有對土司進行改土歸流。
也就在這個時期，高氏土司達到了鼎盛時期。
後來，高斌祥受朝廷調遣擊敗明玉珍，生擒反叛的緬甸王立功，由北勝府知府，授中順大夫(四品)，功升雲南中書省右丞，授資善大夫(二品)。
也是因此，高斌祥的勢力達到了高氏土司的頂點，之後，隨著明朝廷的改土歸流，高氏土司開始走下坡路。
對於改土歸流，明代官吏多持“宜仍土官以順其情”之策。
比如王守仁議廣西思恩土酋叛亂時，曾反對設定流官。
他的理由是“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徵調”，設流官後，朝廷反需“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
即使是這樣，明朝“改土歸流”，“土流兼治”的策略還是沒有改變。
明洪武十七年，朝廷開始在永勝設流官知州，推行“土流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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