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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各土司之間和土司官族內部的矛盾。
先說各土司之間的矛盾。
要知道土司之間為爭奪襲位和財物而進行鬥爭，終明之世，紛爭不已。
據《明史廣西土司傳》記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思明土知府黃忽都病逝，其子黃廣平襲職。
知州門三貴為爭襲而試圖謀殺黃廣平。
黃廣平得知後，立即殺死門三貴，並隱瞞真相，以門三貴病死上報朝廷，結果被朝廷詔逮鞫之。
明太祖朱元璋針對此事指出“蠻寇相殺，性習固然，獨廣平不以實言，故繩(之)以法。今姑宥之，使其改過”。
由於明朝廷對土官的互相殘殺，採取“姑宥”的政策，更加助長了土司內部的矛盾鬥爭。
到明中葉以後，隨著土司統治制度的日益腐朽，封建王朝政治的日趨腐敗，許多土司為了擴大地盤或吞併對方而互相攻伐混戰，鬥爭愈演愈烈。
據史載，永樂中，向武知州黃世鐵侵奪鎮安高寨等地，“朝廷遣兵討平之，以其地屬鎮安”。
宣德元年(1426年)，崇善縣土知縣趙暹謀廣地界，“遂招納亡叛，攻左州，執故土官，奪其印，殺其母，大肆擄掠，佔據村洞四十餘所。造火器，建旗幟，僭稱王，署偽官，流劫州縣”。
這實際上是搞武裝叛亂的行為。
結果，明宣宗命總兵顧興祖會同廣西三司出兵剿捕，趙暹及其黨羽皆就擒。
正統二年(1437年)，泗城州土官岑豹恃其兵強勢眾，為掠奪財物而率土兵攻掠利州，朝廷派官前往撫諭，岑豹負固頑抗，並增兵扼守，結果被官兵鎮壓。
還有就是土司官族內部的矛盾。
因為土司官族內部的矛盾和鬥爭大抵源於爭權奪利的目的，其主要是圍繞土官職位的襲替而表現出來。
明代，土官承襲的年齡，一般是十五歲方能承襲。
為了避免因長期空缺土官而引起混亂，永樂十五年(1417年)規定，應承襲者雖只有十歲，也可以承襲。
為了避免冒襲，弘治二年(1489年)又規定，凡土官應襲的子孫，年五歲以上者由地方官勘定上報吏部立案，年滿十五歲即可令其襲職。
而在十五歲之前，則實行過渡的辦法，令其協同流官或代署的官族管事，在此期間，如有不服從朝令和其它不軌行為，取消其承襲資格，另選合適者替襲。
這種做法，往往造成了官族內部爭襲的糾紛。
父子、兄弟、叔侄之間，爾虞我詐，爭權奪利，“骨肉相屠”，互相殘殺。
此類事情時有發生，甚至愈演愈烈。
除了爭奪襲位，土司官族內部為爭奪地盤而展開的鬥爭也甚為激烈。
據史載，永樂初，置上林長官司，“以泗城州土官岑善忠三子成為長官，撫其民。永樂四年(1406)，子成遣子保貢方物，賜鈔幣，自是貢賜不絕。成化元年(1465)，泗城岑豹攻劫上林，殺長官志威，滅其族，劫印，佔其境土。兵部移文議豹罪，仍以地與印給上林。弘治三年(1490)，上林長官司遣頭目入貢，禮部以過期至，給半賞。既而泗城岑應復奪據上林長官司，然正、嘉、隆、萬間朝貢猶時至。”
最後就是廣大民眾與當地土司、中央封建朝廷的矛盾。
因為土司制度是明代統治少數民族的工具，而明封建王朝又是土司制度賴以存在的靠山。
土司依附朝廷，朝廷利用土司，兩者緊密勾結。
土司與中央朝廷之間的戰爭，各土司之間的掠奪性戰爭，使人民的生命遭到大量殺戮，並消耗大量社會財富。
沉重兵役與徭役，加重農民負擔，使得生產失時。
在土司統治區內，廣大農民對土官土司的人身依附關係極為強烈，廣大土民被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不能隨便遷居流動，土司甚至可以隨便殺害農民，土民在土司的野蠻統治下，沒有人身自由。
所以，農民反抗鬥爭不斷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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