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普安州的捧鮓，為三江咽喉，“苗倮”要隘，設一營駐守。
另在路險巖危的白雲屯、法巖、歪染等地，俱設汛防等，將黃草壩的左營遊擊、千總、把總各一人，兵三百人，俱移駐捧鮓。
這樣，加強兵弁扼守，“不惟黔苗可控制，亦粵儂不敢起釁”。
至雍正六年(1728年)為正軍田疆界一事，鄂爾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再次提及。
“查漢夷地方，多有互相摻雜，隔涉穹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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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田亦不獨軍田，論隔屬亦不獨楚省，論黔省之內亦不獨鎮遠、施秉、玉屏、清溪，大抵鞭長不及，互相推諉，難於稽查者，所在皆是。”
“臣自奉就近歸併之諭旨，已概行委員分路查勘，不論隔省府隔州隔縣，通令查勘明確，就近改並，以歸畫一，庶幾錢糧易於徵輸，奸究無逃匿，於地方極有裨益。”
這時已是大規模實行改土歸流，開拓“新疆”的時期，而繼續勘察調整疆界，就近改並，事權劃一，以利徵輸錢糧和維持地方治安，建立和鞏固流官的直接統治，正是為完成改土歸流的任務和目的。
貴州改土歸流任務之三，則是“剿撫苗蠻”，開闢“苗疆”。
而這又正是貴州改土歸流的重點。
鄂爾泰在奏疏中說“貴州土司向無鉗束群苗之責，苗患甚於土司。”
“而苗疆四周幾三千餘里，千有三百餘寨。”
“古州距其中，群砦環其外，左有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皆為頑苗蟠據，梗隔三省，遂成化外。”
“如欲開江路以通黔粵，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撫不可，此貴州宜治之邊夷也。”
為了要打通“苗疆”，消除“梗隔”，剿撫苗蠻，以靖地方，在改流的步驟方法上，鄂爾泰主張“其改流之法，計擒為上，兵剿次之。”
“令其自首為上，勒獻次之。惟治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
上述可知剿撫“苗蠻”，開闢“苗疆”，將所謂的化外之地，納入中央王朝委派的流官統治;或委任外來徵苗有功的軍官，去擔任所用武力開闢的苗疆“土官”，直接管轄當地人民，清查田土，以增租賦，打通交通，以靖地方，這才是貴州在雍正時期大規模改土歸流的主要任務和內容。
也即是說貴州的改土歸流主要並不是廢革土司，被廢革的僅是一部份不法土司，在土司地區的改土歸流，並不徹底。
貴州改土歸流的主要任務和目的，則是在血腥屠殺和討伐鎮壓少數民族人民反抗鬥爭的基礎上，將封建王朝壓迫和剝削的枷鎖，直接套向所謂“化外”之民的廣大群眾頸項，用武力開闢“苗疆”，直接設官建制，納入封建中央王朝統治的軌道。
雍正年間，清朝統治者對貴州境內“生苗”地區進行武力開闢，最先是於雍正二年(1724年)用兵於定番州和廣順州，即今惠水、長順一帶布依族和苗族地區，成為雍正時期在貴州境內大規模改土歸流的開端或序幕。
此後，雍正六年(1728年)張廣泗率兵武力討伐八寨苗開始，迄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哈元生平定高坡、九股苗止，共歷時五年多，經過大規模的軍事討伐，反覆進剿，先後設定八寨、丹江、都江廳隸都勻府;古州廳隸黎平府;清江廳、臺拱廳隸鎮遠府。
六廳的設定，標誌著清王朝對黔東南“生苗”地區的武力開闢，至此基本結束。
此外，還對黔東北以臘爾山為中心的“紅苗”地區的武力“開闢”，也達到了設官建制的目的，加強了對新附苗寨的軍事控制和直接統治。
“苗疆闢地二三千里，幾當貴州全省之半”。
大量土地、人口納入封建王朝版籍之內，登記編冊，受流官的直接剝削和統治，最終達到了清王朝在貴州改土歸流的主要目的。
並且其實清代在前期對貴州境內的土司，就已經進行廢土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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