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貴州的實際情況分析，廢土設流和改土歸流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廢土設流僅是指將土官廢除改設流官，將原由土官統轄的土地人口改由流官管轄。
廢土設流還有其不徹底性，或上廢下不廢，遠廢近不廢;或已廢土設流又重新廢流設土，如對貴州最大的土司水西安氏即此。
而且，廢土設流自明初就已發生，貴州建省就是明永樂年間廢革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基礎上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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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也是上廢而下不廢，還存在眾多長官司。
從理論上探討，明踵元故事，實行土司制度，明初正是土司制度逐漸完善和發展的時期，基本上適應當時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統治，土司制度的矛盾和弊端尚未充分暴露和激化，應該說當時土司制度還是處於上升的時期，還不是土司制度的衰敗和腐朽階段。
如果把中央王朝在個別或區域性地區實行的廢土設流，和改土歸流等同起來，顯然不甚切貼。
改土歸流則是一次大的社會變革，它的任務並不僅是指廢革土官，而且，因貴州土官勢弱，改土歸流也不是將土官一律廢革。
鄂爾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就明確地說“土司改流，原屬正務。但有應改者，有不應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有必應改而不得不緩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審時度勢，順情得理，庶先無成心，而有濟公事。若不論有無過犯，一概勒令改流，無論不足以服人，兼恐即無以善後。如果相安在土，原無異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無異於在土也。”
可知，對土司的改流與否，是以其“有無過犯”而定，並非對土官一律革除。
因此，貴州改土歸流的任務之一，就是廢革有“過犯”的土司或土目，將強暴者擒拏，懦弱者改置，能改則改，能削則削。
但對皈服王朝而守土相安，並無過犯的土司，則能留即留，未予改流。
貴州改土歸流任務之二，就是調整疆界，劃撥尖牙，歸併事權，以便治理。
到了雍正四年(1726年)春，鄂爾泰以巡撫雲南兼總督事，就奏言“雲南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交錯，又必歸併事權，始可一勞永逸。”
提出將原屬四川的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因距省會成都遙遠而鞭長莫及，改隸距與滇僅一嶺之隔的雲南，俾得相機改土歸流，永靖邊氛，同時，建議“黔粵向以牂牁江為界，而粵之西隆州，與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鬥人。”
“苗寨寥闊，文武動輒推諉，應以江北歸黔，江南歸粵，增州設營，形格勢禁”。
雍正時期貴州在調整疆界，歸併事權方面，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總督高其倬在條奏苗疆事宜中，就提出黎平府與楚省五開衛同城，民苗雜處，分隸兩省，請改五開衛為縣，隸黎平，銅鼓衛亦歸併。
五開、古州、八萬等苗疆均屬黔省，事權歸一。
鑑於古州、八萬地大苗眾，為所謂“生苗”地區，其地在都勻以東，黎平以西，以五開、銅鼓二衛歸黔，“則一切措辦，呼應即靈;若撥黎平歸楚，凡有排程必失事機”。
於是，清廷於次年批准將五開、銅鼓二衛，調整歸黔省隸屬黎平府。
至雍正五年(1727年)閏三月，又改銅鼓衛為錦屏縣、五開衛為開泰縣，俱隸黎平府。
又調整湖廣之平溪衛為玉屏縣，清浪衛為清溪縣，俱領于思州府。
並以原隸湖廣靖州之天柱縣隸屬黔省黎平府。
這些疆界的調整既為了使事權歸併，便於治理;也為後來開闢“苗疆”，建立流官統治做好準備。同年六月，根據貴州安籠鎮總兵蔡成貴奏“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苗目阿久等歷年互爭歪染、烏舍、壩犁、魯磉等寨一案，因土目自相仇殺，俱系外結”，要求朝廷下令黔粵兩省撫臣委派大員審斷。
於是，雲貴總督鄂爾泰奉旨會同工部侍郎李紱、廣西巡撫韓良輔議劃貴州、廣西疆界，提出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滛虐，其地延袤千里，北境與南籠、普安相錯，多爭界仇殺事，岑映宸為逋逃藪，為患最深，請用兵擒治，將其地改土歸流。
其時，泗城之者相、普安之者坎，皆有土目互爭土地，岑映宸亦持強率眾至者相，將攻者坎。
聞鄂爾泰將用兵其地，改土歸流，乃乞改流存祀，被褫除世襲土官之職，安置浙江。
秋八月，從鄂爾泰等奏請，割廣西泗城西隆之紅水河以北地，設永豐州。
其地包括原西隆州之羅煩、冊亨等四甲有半，原泗城之長壩、羅斛等共十六甲，“南北約三百里，東西經六七百里”，州治設在長壩。
升南籠廳為府，領永豐州。
又將原安順府所隸的普安州及安南、普安二縣，俱隸屬安籠府管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