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史稱“五胡”的匈奴、鮮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紛至沓來，在黃河流域建立了許多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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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民族政權，一般不管哪個民族居統治地位，大都與漢族世族階級相聯合;同時，在政權的組合上又往往採取多種形式的聯合。
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紛紛建立政權，一個最為直接的後果是在中原地區形成了胡漢雜居的局面，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決條件。這些民族在與漢族的長期雜居相處與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絡。
漸漸地，他們與漢族在經濟、文化、語言、服飾、姓氏、習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異逐漸縮小，與漢族逐漸融為一體。
如至北魏後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數民族已不見於史乘，柔然、吐谷渾、敕勒等也與漢族逐漸融合。
到隋朝統一黃河流域，從北方遷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差不多都被漢族融合了，連鮮卑族也最終完成了漢化。
當然，在這一時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須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權後，為了鞏固統治，發展經濟，增強國力，他順應民族融合的發展趨勢，模仿漢政權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實行了三長制、均田制，改胡姓為漢姓，改胡服為漢服，提倡胡漢聯姻。
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經濟逐漸恢復和發展，有利於少數民族由遊牧生活向農耕生活的轉化，對民族融合產生了有力的促進作用。
遷都洛陽，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漢族先進文化，這大大加速了胡漢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漢以來，就有不少華夏或漢族大批進入蠻族區、西南夷及嶺南地區。
進入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族為了逃避戰亂和苛重的稅役，或遷往河西隴右，或隨晉室南遷而偏居江左，甚至在傳統的蠻、俚、僚、爨等族聚居區，也能看到他們的蹤跡。
與此同時，豫州蠻、荊、雍州蠻向北推移，爨人被徵調內地，成為南朝的編戶齊民。
透過這種雙向的、對流式的遷徙雜居，以及不間斷的武力征伐、聯姻結盟和左郡左縣的設定等多種渠道，南方地區漢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漢化現象也日漸普遍。
三國時，蜀漢與南中少數民族、孫吳與山越族加強了聯絡，促進了當地的開發。
東漢以來，西北邊的少數民族匈奴、鮮卑、羯、氐、羌陸續內遷(“五胡亂華”)，與漢人錯居，並分建十六國政權，民族大遷徒沖垮胡漢界限。
各民族間的交流、交往加強;，漢胡漸漸融為一體，最終形成多民族一體化的新的共同體——唐人
當然，在這一融合的過程中，少不了各族人民共同反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
其次還有少數民族政治家的改革，為適應民族融合的趨勢，北魏教帝禁舊俗，行漢化，促進了鮮卑族及北方各族的封建化，促進了民族融合。
所以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中華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高潮，這為隋的統一提供了條件。
到了隋唐則是我國多民族國家發展的重要階段。
各民族迅速發展，對邊疆地區的開發作出了重要貢獻。
唐朝透過戰爭、和親、冊封、設管理機構等加強了與周邊各族的關係。
最終形成多民族一體化的新的共同體——“唐人”。
五代遼宋夏金元時期，民族融合進步加強，形成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第二次高潮。
自五代十國以後，歷史又進入一個大分裂、大混亂之後的大統一的遼宋夏金元時期。這一時期民族融合有兩個主要的特點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權統治區域內進行，亦即主要在邊疆進行。
二是在北宋——遼——西夏、南宋——金——西夏對峙、紛爭、衝突與逐步走向統一的過程中，由於民族大遷徙而再次改變民族分別格局，從而促進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為元的空前統一奠定了基礎。
在宋的北部，遼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進了這一地區的民族融合。
建立遼的契丹源於鮮卑。
它是在東滅渤海，頻繁征伐回鶻、新羅、吐蕃、党項、室韋、沙陀、烏古等民族和不斷向南擴張而逐漸發展起來的。
隨著向南發展，遼治下的漢人日益增多，在與中原的衝突和交融之中，縮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後結果是形成了以漢文化為核心又帶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的遼文化。
西夏為党項族所建，而党項族又是以党項羌為主體，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區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發展曾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民族融合過程。
西夏建國後，勢力迅速擴大，相繼與北宋、遼、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時轄今寧夏、陝北、甘肅西部和內蒙古的一部分，為我國西北部的開發、統一與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貢獻。
源於黑水靺鞨，崛起於東北的女真，滅遼亡宋建立了金。
金滅遼，承繼了遼文化，直接與漢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過程中，金把大批俘獲的漢人遷往東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遷出故地，散居契丹、漢人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