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以三千騎伏其(幽州)旁，掠其四野，使城中元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
對述律後的主張，阿保機表面認可，但隨後即在盧文進導引下，親率30萬契丹大軍進圍幽州達200餘日，直接影響了河東滅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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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政策主張佔據了主導地位，阿保機病逝後，述律後曾一度攝政，她利用手中的權力，以契丹傳統的殉葬制度為藉口，向曾跟隨阿保機進行激烈軍事擴張的貴族開刀，大殺功臣。
而德光繼位後，不僅沒能按照述律後的意圖發展，而且將阿保機“把捉”鎮，定，幽州的計劃發展為“混一天下”，圖霸中原的天下大同理想，從而使二者的分歧進一步表現為南下的目標上，但由於當時一切國事皆由述律後參決其間，他不可能跨越雷池。
在天顯二年，為應援王都，契丹軍在定州，曲陽之戰中慘遭後唐悍將王晏球和趙德鈞打擊，全軍覆沒。
南下受挫後，耶律德光侍奉述律後更加謹小慎微，“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而視之，輒惺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
直至天顯十一年，石敬瑭派趙瑩等傳信於契丹西南路招討使盧不姑求救，德光請求述律後出兵討伐李從珂，均遭否決。
無奈，遼太宗只得一再借助胡巫之筮言來說服述律後“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你助，你須去。”
時值趙德鈞遣使至契丹，表示歸附;河東石敬瑭又派桑維翰來告急，願以燕雲十六州之地和三十萬歲幣換取契丹援兵。
在這種情況下，述律後遂許興師，雙方的分歧暫時調和.。
援晉滅唐的成效遠遠超出了太祖阿保機的原有計劃和設想，也大大鼓舞了耶律德光的信心，他躊躇滿志，謀圖稱霸中原.對此，述律後頗不以為然“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日“不可。”太后日“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日“石氏負恩，不可容。”
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群下日“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
幽雲十六州歸屬契丹後，契丹國家實力迅速增長，述律後的阻攔也變得蒼白無力。
此後直至出兵滅晉，積極南下征服中原，“混一天下”的主張一直處於主導地位。
遼太祖之後，契丹內外各種矛盾爆發出來，漢將趙延壽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公然表示自己對中原統屬問題的不滿，而留守中原的契丹官兵急於北歸，東京留守蕭翰也離京北去，契丹已不可能有秩序地撤退，晉末陷於契丹的州縣，皆歸後漢所有，幽州等邊界的漢人也因北方饑荒，時有歸附中原者，幽州利益受到某種程度的威脅。
同時，以述律後為代表則主張由阿保機三子太叔李胡繼統，皇位爭奪使契丹內戰一觸即發。
在耶律屋質等大臣的斡旋下，雖然避免了大規模內戰的發生，但交織於其間，契丹統治階層在中原政策問題上的嚴重分歧卻更為明朗。
遼世宗耶律阮即位時，經過連年大規模南伐的契丹國家人民疲敝，財政深受影響，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改變大規模南下中原的策略已是人心所向。
然而，遼世宗並無停止南伐之意，像是天祿五年九月，“契丹欲引兵會之(北漢)，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澱，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弒契丹主而立述軋。”
此後，在對中原政策問題上，保境睦鄰的草原本位主張終於取得了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契丹內部有關南下中原政策爭論的主要內容有三要不要佔領幽州?採取怎樣的策略?要不要混一天下?
具體表現為南下的目的上，是掠奪草原必須的物資，財產，人口還是佔領鎮，定，幽州?
是固守草原羊馬之富還是征服中原?是和漢還是混一天下?
對此，述律後等的主張和對農耕文化的認識雖然出自草原保守思想，不利於契丹接受先進文化和促進草原經濟文化的發展。
但事實證明，這是當時從草原遊牧經濟出發較切合實際的選擇。
而以阿保機和德光為代表，圖霸中原的主張，也正因適應了契丹國家上升時期廣大貴族開疆拓土，擴大經濟利益等物質要求，並符合中原統治者競相結納的意願而成為歷史的不可逆轉的必然選擇。
五代十國時期是契丹遼朝早期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當時契丹族實力不斷增強和發展壯大而進行的“向心運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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