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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元年八月，契丹駐紮在雲，應以北的幾十萬大軍突入雁門關，迅速解除太原之圍，石敬瑭即皇帝位。
這樣，利用中原內部矛盾，耶律德光輕取幽雲十六州，此後至天福八年以前，對後晉實施了“高座監督下的傀儡”統治。
到了會同七年，德光開始實施滅晉計劃，滅晉前，他一方面加強與南唐的聯絡，另一方面利用漢將趙延壽欲稱帝中國的野心，許諾他得中原後，立其為帝。
趙延壽“由是為契丹盡力，盡取中原之策”引，成為南下戰略戰術的主要謀劃和實施者。
契丹兵至中渡寨，杜重威心懷異志，為促降，德光稱“趙延壽威望索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
於是，杜重威二十萬晉軍主力釋甲投降。
同時，對南唐主李璩稱“晉少主逆命背約，字貽廢黜，吾主欲與南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主，其實皆戲之耳。”
耶律德光一面推行遠交近攻戰略，一面又將隋，唐朝以來，中原政權曾對北方遊牧民族採取過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以漢攻漢”，“以漢制漢”，“以漢治漢。”
大同元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法駕入汴。
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建國號大遼，改元大同。
對征服後的中原，遼太宗充滿了驕傲，樂觀和自信，他表示“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
但現實並非如此，耶律德光很快陷入藩將倒戈與百姓揭竿抗擊的浪潮之中，劉知遠更是趁機在太原稱帝，更有可能將深陷中原腹地的契丹軍與草原攔腰切斷，於是迫不得已之下，遼太宗決定北返草原，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對新佔領區的統治方略。
隨著遼太宗病死欒城，其一統天下的理想也最終成為泡影。
此後，遼世宗繼續太宗時期的南下政策，扶植北漢，牽制打擊後周。
但經過長期戰爭後的契丹遼朝，廣泛存在厭戰情緒，諸部叛附不定，遼世宗皇權不穩又醉心南下，終於招來殺身之禍。
至於耶律瑕時期的中原政策的話，遼穆宗耶律璨統治時期，契丹對中原的政策發生重大調整。
穆宗即位後，契丹遼朝中卵翼北漢以牽制後周，緩和與中原關係，保境睦鄰的草原本位主張開始佔據主導地位，將底線定在了幽州。
後周廣順年間，後蜀不斷聯絡北漢，南唐夾擊中原，但周太祖郭威的改革使社會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政局穩定，有效防止了來自包括遼朝在內的周邊勢力的圍攻。
不過顯德元年，周世宗柴榮即位似乎給契丹，北漢帶來再次覬覦中原的機會，保大十二年，遼穆宗“遣其舅來(南唐)，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僕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荊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
也就是這樣，自後晉以來契丹與南唐建立起來的交聘關係，就此斷絕。
此後，遼穆宗對中原政策的調整突出體現在其對南唐的態度上。
自保大十二年至交泰元年間，在後周打擊下，南唐形勢十分危急，多次遣人攜蠟丸至遼朝求救，寄希望遼朝從北方牽制中原，但遼穆宗卻託辭敷衍。
應歷十四年，南唐“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為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陳處堯竟卒於契丹。
然而，當週世宗準備攻打幽州時，穆宗親臨南京，並將主力陳於幽州之北。
之後，宋遼高粱河一戰，再次顯示了契丹實力。
可見，幽州才是契丹遼朝的最後底線。
從總體上看，遠交近攻是遼太祖，太宗時期契丹南下中原的一貫政策。
阿保機欲得幽州，先是遠交河東晉王，近攻燕王劉仁恭;接著，遠交後梁，近攻河東之幽燕，為耶律德光盡有幽雲打下了基礎。
割佔幽雲十六州後，德光繼續採用遠交近攻政策，遠交南唐等江南政權，近攻中原，實踐混一天下。
在具體執行上，則“覘國勢而為去來”，又靈活機動執行。
世宗繼續太宗的南下中原政策，穆宗則實行保境睦鄰的對外政策。
可見，南下是契丹遼朝根本國策之一，但在南下的具體策略上，以耶律阿保機，耶律德光等為代表，主張遠交河東而近攻幽燕，遠交後梁而近攻幽雲燕薊，積極南下，透過軍事征服中原，實現混一天下理想;而以述律後為代表的一，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派認為，草原有“羊馬之富遠山以乘危徼利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