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監周懷政想渾水摸魚，秘密策劃廢除劉後，誅殺丁謂，擁立太子，結果被人告發，身首異處。這些裡裡外外的變故，無疑給孤立無援的劉娥以生死攸關的考驗，風聲鶴唳之間，劉娥沉著地決策，果斷地處理，招招精準，總算平穩過渡，足見其超常的膽識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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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興元年(1022年)，宋真宗病逝，太子繼位，即宋仁宗。由於宋仁宗年僅13歲，少不更事，宋真宗臨死前遺詔說“尊後為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處分”，於是，劉娥由皇后變成了皇太后，從幕後走到了前臺，成為了大宋王朝的真正決策人。當時，為了太后與皇帝如何坐朝，大臣們爭議不休，宰相丁謂建議，朝會時，皇帝坐朝承明殿，太后另擇地方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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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劉娥認為不可，她說“皇帝視事，當朝夕在側，何須別御一殿，”於是，宋仁宗與劉太后五天上一次朝，皇帝居左，太后坐右，皇帝稱“朕”，太后稱“吾”。從此，劉娥這位出身低微的川妹子，開始了長達十一年顯赫一時的垂簾聽政生涯。
這十一年，劉娥既是決斷天下大事的實際當權者，同時也是小皇帝的母親，她絲毫也沒有忘記自己作為母親的責任，要求宋仁宗隨自己一起處理政事的同時，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學習上。
她特意在崇政殿的西廂房，給宋仁宗安排了一個專門讀書的地方，不斷邀請全國最有名望的博學鴻儒，給他講經習史，朝夕誦讀，不但修學，而且修身，不但立人，而且立德，為宋仁宗這位後來的中興之主，奠定了紮實的學問根基。
這十一年，劉娥女子當國，垂簾決事，天下大事並未因她是女流之輩而荒廢，反而處置得當，政令暢通，“初，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
對身邊人和家裡人，也都能掌握分寸，要求嚴格，“左右近習亦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與有節?”(《宋史》)。
這十一年，劉娥權力如日中天，那些賣乖取巧的大官小吏便蜂擁而上，希望透過投其所好而從中漁利。
小臣方仲弓上書，建議劉娥效仿武則天，為劉氏祖宗立廟，遭到她的怒斥。
太常博士程琳敬獻《武后臨朝圖》，暗示女子當國有先例，劉娥把圖扔到地上，大聲說“吾不作此負祖宗事。”
劉娥處在權力巔峰，始終以國家前途為重，以天下太平為重，沒有枉法徇私，原則問題上保持了清醒的頭腦，這是值得稱道的。
然而，權力如同一個磁場，權力越大，磁性越強，磁性越強，負荷越重，有利也有弊。
無論是官場還是民間，不少人嘀嘀咕咕，批評太后專權，后妃干政。
她六十大壽，孝順的宋仁宗準備率百官給她行拜壽之禮，秘閣校理范仲淹認為這是皇帝家事，不必等同國事，上書反對。
隨著宋仁宗年齡的增長，要求皇太后還政於皇帝的呼聲從未間斷過，有的甚至給皇帝聯名上書。
可以說，在劉娥專心政事、輔佐少帝的這些年，朝廷上下對她的詬病與攻訐不絕如縷，而所有的指責，都是因為她的身份與性別，認為權力與身份不符，名不正而言不順。
明道二年(1033年)，劉娥感覺大限已近，便穿著天子袞衣、頭戴儀天冠，在太廟行了祭祀之禮，接受了群臣贈予的“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皇太后”尊號，隨即還政於宋仁宗，實現了權力的順利交接。
不久，她因病去世，享年65歲。
她去世後，關於后妃干政的議論又甚囂塵上，更有跳梁之徒告訴宋仁宗，其生母不是劉後，而是李妃，甚至說李妃不是自然死亡，而是為劉後放毒，害得心力交瘁的宋仁宗情急之下安排人刨開李妃的墓，開棺驗屍，上演了一幕幕鬧劇。
然而，這些最後都證明是子虛烏有的。
真實的情況是，劉娥表裡如一，不僅視宋仁宗如己出，待李妃也如姐妹，生前死後的禮儀，皆如一品夫人。
宋仁宗瞭解實情後，對自己安排的開棺驗屍行為悔恨不已。
劉娥受命於危急之間，十年如一日，兢兢業業地處理國事，做到了內無大憂，外無大患，又能穩妥地交接政權，作為一個女人，實屬難能可貴。
至於圍繞著她的一些非難與爭議，也不過是源於對她身份的質疑罷了，最多也是曾在非常時期採取過非常手段，相對於她為趙宋王朝所作的貢獻，不過九牛一毛，實在微不足道。
總之，從一介平民女子出生，到居廟堂之高，可以說這為劉娥也真的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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