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成為中國醫學發展的一個高峰。
此外，石油、煤炭的開採利用，焦炭冶鐵法和膽土煎銅法的使用，製鹽技術的改進，銀鹽變黑顯影技術(定影原理)的發現，ufo的觀測記錄，中國冒險家的環球旅行，乃至“救生圈”等生活小器物的發明，宋朝都領先世界數百年。
更難能可貴的是，崇尚科學、鼓勵創新在當時成為一種社會潮流，北宋時期一批“博學善文，於天文、方誌、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通才”蘇東坡就生於宋朝)。
沈括及其所著《夢溪筆談》，在中國科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沈括還與蘇頌合編了《蘇深內翰良方》，林靈素在為這部醫書所作的序中說：“(沈括)凡所至之處，莫不深究。
或醫師，或巷裡，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隱者，無不訪求。”歐陽修之子歐陽發，“少好學，自書契以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
劉敞則以熟知地理、描繪地圖而聞名於世，《宋史》載，“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誌皆究知大略。”
蘇頌雖貴為宰相，但“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律呂、星官、演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
一代名臣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
一代奇才蘇東坡不但琴棋書畫、詩詞文賦無所不通，而且通醫理，善烹調，治農桑，還是水利行家，前文所述的”定影原理”最早就見於蘇軾的《物類相感志》：“鹽滷窗紙上，烘之字顯。”
這些博學多才人物的成批湧現，明顯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風氣、思想潮流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當今西方世界所倡導的“通才教育”顯然也受到宋朝影響)。
史學家杜石然先生認為，宋代“新儒學”(程朱理學)所倡導的“窮理”、“格物致知”的時代精神，構成了宋代科技高潮的社會思想原因，並促成了宋代中國傳統科技發展巔峰時期的到來，可謂真知灼見!
由此，可以說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為世界貢獻最大的時期，中國歷史上重要的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
如此宋朝，以先進的科技發展水平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怎能說它孱弱呢？
只能說宋朝不幸的生存在了一個與野蠻為鄰的時代。
宋代前所未有的輝煌文明，皆在刀光劍影下遭受了毀滅性的摧殘!”
——梅毅
曾經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的兩宋文明，本應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令人自豪最讓人驕傲的一章。
然而千年之後的中國人，卻不得不去痛苦地面對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北宋先亡於女真，而南宋繼亡於蒙古！“靖康事變”的恥辱和“厓山之役”的慘敗成為兩宋王朝留給後人最深刻最悲愴的記憶。
為什麼這個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發達最繁榮最富強的王朝會落得個這般慘痛的結局?
原因似乎並不複雜，那就是宋朝不幸生存在一個與野蠻為鄰的時代，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相繼崛起並將利爪伸向宋朝，兩宋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皆在刀光劍影下遭受了毀滅性的摧殘!
當然，這並不是歷史的個案。
事實上在19世紀之前，文明毀於野蠻幾乎就是世界歷史曲折前行的必然軌跡。
就在宋朝之前，“五胡亂華”的歷史悲劇已經不止一次的在中華大地上重演。
燦爛的中原農耕文明一次次在遊牧民族的鐵蹄下化為廢墟。
可是宋朝的滅亡是最令人不堪回首的。
因為被野蠻毀滅的兩宋文明，是中國古代史上最輝煌最燦爛最有希望的一段，是中國古代史上距離資本主義和現代文明最近的一段，是中國繼續保持並擴大對世界的領先優勢並引領世界歷史發展潮流的最佳時段。
然而，這一切都被北方席捲而來的寒得無影無蹤!
梅毅先生在《刀鋒上的文明》一書中對此有一段精準而形象的描述：“宋朝的文明對於當時來說太先進。
宋朝的中國人像極了一個酒足飯飽、事業有成而又身體虛弱的中年男人，自戀至極(當然他們有理由因自己文明的高階而自戀)，太關注自身精神層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記體內機能的衰落和“高度發展”所引致的遲鈍。
最讓人恐懼的是，野心勃勃、充滿活力的蠻人垂涎於文明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逐水草而居之餘，如同窺視獵物的群狼，隨時會蹴然一躍，撲向這些定居的、文明的、軟弱的好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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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蠻毀滅文明，於野蠻人而言，是一種莫大的成長；於文明人而言，卻是萬劫不復的、可悲的停滯。”
的確，宋朝是不幸的，她所遭遇的敵人，一個比一個兇悍，—個比一個殘忍，一個比一個野蠻，儘管宋朝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最終還是倒在了“千年未有之強敵”蒙古人的鐵蹄下。
中國歷史前進的車輪戛然而止，不，是發生了可怕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