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漢化的蒙元統治者將正處在資本主義“前夜”的宋朝無情地拉回到半封建半奴隸制的社會階段，中國歷史前進的常規通道被打斷了、倒退了、逆轉了，生機勃勃的中國變得沉默了、喑啞了、呆滯了……
此外，若干年後，我們還會看到，明太祖朱元璋怎樣大開歷史的倒車，將中國再次送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並使明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專制最黑暗最腐敗統治者最殘暴的朝代”(金庸語)。
再過若干年，我們又會看到，奴隸制的滿清接手爛透了的明王朝後，怎樣把漢文化的糟粕“發揚光大”，使清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少活力、最少創造力的朝代”(劉亞洲語)。
而就在中國人沉醉於“康乾盛世”這一“落日的輝煌”中時，曾經遠遠落後於中國的歐洲已經在“三大發明”的催化作用下發生了“基因突變”，一種全新的文明——工業文明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領先世界上千年的中華文明就這樣落後了……
宋朝的滅亡，是中國不能承受之重!
回望兩宋滅亡的歷史是痛苦的。然而歷史需要重溫，需要體會，需要反思。
與野蠻為鄰，是兩宋滅亡的必然；然而以兩宋的綜合國力論，卻又似乎未必盡然。
宋朝無可置疑是偉大的，但這並不能成為我們為“賢者”諱的理由。
一個當時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工藝、娛樂等幾乎所有領域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甚至在軍事方面也數一數二的大國，最終卻屈辱的滅亡於蠻族之手，如果說自身沒有一點問題是不可想象的。
關於宋亡的自身原因，數百年來眾說紛紜，有歸咎於宋朝“崇尚文治”的治國方略者，有歸咎於“強幹弱枝”的軍事體制者，更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歸咎於“王安石變法”(包括大學者黃宗羲、王夫之)。
而普遍和較為人所接受的說法是“三冗(冗兵、冗官、冗費)兩積(積貧、積弱)”之弊導致了宋朝的滅亡。
這裡可以給大家簡單的講解一下什麼是三冗。
首先，自然是冗兵。
怎麼說呢，可以說兩宋300年的歷史就是一部“邊患史”，處在與遊牧民族對峙狀態下的宋朝，不得不花費重金“養兵”禦敵。
宋太祖時宋軍總額22萬，太宗時為了對抗來自遼國的威脅，擴員至66萬，真宗天禧年間達到91萬，仁宗慶曆年間，面對來自遼夏的雙重壓力，宋軍激增至125．9萬人，比建國之初增加100多萬人!
這百萬大軍的花費非常可觀，宋代兵士除了口糧、月錢和衣服外，還有各種特支、賞賜，戍邊者有特賞，徵行者有預支和額外添給，即使是在正常情況下，一名禁軍年支也達50貫(摺合當今人民幣約為元)。
仁宗時蔡襄作過一個統計，朝廷百萬大軍的費用，佔朝廷歲入的六分之五。
後來張載也認為：“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南宋朱熹也說：“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仁宗寶元年間，僅陝西一地，和平時期軍費就達2000萬貫，戰時更高達3300萬貫!
如此龐大的軍費規模，使自然宋朝的財政支出揹負了沉重的壓力。
其次是冗官，宋代對官吏分化事權，相互制約，形成重床疊架的官僚結構，以至有“十羊九牧”之譏(當然並未到此地步)。
一般官員只要無大錯，每3年可遷轉一次，逐步爬上高官。
而只要達到一定的級別，就有“恩蔭”親屬為官的特權。
這種特權，可使皇族宗室與中高階官員的子孫、兄弟乃至親戚、朋友、門客、醫生都可免試而獲得官職，由此形成龐大的官僚階層。
史載，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為三班)最初官吏不到300人，真宗時4200餘人，仁宗時已達餘人。
州縣官吏更是數不勝數。
真宗時一次裁撤的冗吏就有多人，不在裁減之列的至少數倍於此數。
而且裁減後又迅速反彈。
當時就有人指出：“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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