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些都還不足以說明宋朝的富碩的話，那麼還例如，“宋朝的時候中國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愛德華普雷斯科特(美)
上述這段話，是出自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在中美新市場經濟北京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時所說。
顯而易見，這位經濟學家在肯定“宋富”的同時，也大大低估了宋朝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因為當時除了中國以外，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在貧窮落後的野蠻與黑暗中摸索，連歐洲也不例外。
還是那個老例子，那就是許多西方學者認為，當時一位歐洲君主的生活水平還比不上東京(汴梁)城裡一個看城門計程車兵。
近年來更有人透過黃金價格折算，計算出北宋的人均gdp達2280美元。
這一資料即便是放在今天來衡量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雖然這樣的計算並不科學，但是史學界公認的看法是，宋朝的國民生產總值佔當時世界的50％以上，最高達80％。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宋朝的時候中國很富裕，比世界其他地方最好水平至少富裕一倍!
宋朝的富裕首先表現在朝廷的歲入(年財政收入)上。
像是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宋朝經過100年的發展，歲入為1．1613億貫，神宗變法後最高達1．6億貫，大約為盛唐的7倍，按照銀錢的一般兌換率1貫摺合一兩白銀計算，約合白銀1．6億兩(考慮到有宋代銅錢一直緊俏短缺的因素，所以這一數值還可能被大大低估)!
即便就是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億貫。
這是一個怎樣的數字呢?
金庸先生在《袁崇煥評傳》中列舉了明朝萬曆年間的一組資料，茲錄如下：張居正改革後的萬曆28年(1600)年，歲入400萬兩。
明末天下大亂，明政府為抵禦後金和剿滅農民起義軍，先後加派遼、練、剿“三餉”，橫徵暴斂，每年也僅得1000萬兩左右。
這時距南宋滅亡已300多年，明朝在國土面積遠大於宋朝的情況下，年財政收入連北宋的1／10都不到!
清朝比明朝略好些，順治7年(1650年)歲入1485萬兩，200年後的咸豐年間，約為3000萬4000萬兩。
而此時中國人口已近4億，超過北宋2—3倍。
直到清朝滅亡前那有限的幾年裡，在改變徵收體制、計算方法和一系列外因的作用下，國家歲入才勉強達到宋朝的水平。
而且如前文所說，支援宋朝龐大財政收入的不是橫徵暴斂、竭澤而漁，相反，史學界都認為，宋人的生活水平相當高。
即便在被那個不成器的宋徽宗胡天胡地折騰了20多年後的北宋末期，真正因為生活不下去而造反的人也很少。
試看《水滸》中的梁山好漢，有幾個是因為飢寒交迫才落草的?
宋朝的財政收入高，是基於宋朝發達的經濟，特別是繁榮的商業(另章詳述筆者注)。以熙寧10年(1077)為例，北宋稅賦總收入為7070萬貫(不含左藏庫、封樁庫)，其中農業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佔70％!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宋朝堪稱當時世界上唯一的“工業化”國家!
宋代經濟的發達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農業飛躍。宋初因多年戰亂，土地荒蕪嚴重。經過宋朝“休養生息”政策的調整，宋代農田開墾大量增加。
太祖開寶九年(976)墾田295萬頃，到真宗天僖五年(1021)達到524萬頃(據《文獻通考》)，而且這還僅僅是按租賦得出的田畝數，其他“不出租賦的田畝有十之六七”(《會計錄》)。
意味深長的是，宋朝統治者對隱瞞的田畝基本上是睜隻眼，閉隻眼，象徵性的查了幾次都是不了了之。
宋代農民以其獨特智慧開墾圩田、山田、淤田、沙田、葑田等，並大量推廣優良稻種、小麥、粟、黍、豆、茶葉、棉花、
甘蔗等，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實現了，“一季兩熟”，產量大為提高，每畝產量2石左右。
兩浙路最高，蘇州一般年成每畝就可產米23石。
而唐代畝產僅1．5石，漢代僅1石左右。
生產分工趨細，出現了專門的桑農、茶農、棉農。
南宋後期，棉花種植從兩廣、福建推廣到長江流域，時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之說。宋代獎勵農耕，興修水利，
積極推廣新式農具，踏犁、秧馬、水車、彎鋤、鐵耙等大量運用，極大的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
其次採冶業發達。
北宋初．全國共有礦冶201處，英宗時增加到271處。
史書上零星和不完全的記載表明，宋朝採冶業已發展到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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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仁宗皇佑時，每年得金多兩，銀21．9萬多兩，銅510多萬斤，鐵724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