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在北宋和南宋之交，隨著大批北方人的南遷，長江流域一帶的稻麥兩熟制更加普遍。
不少地方的農民四月間“便飽吃麥飯”，但有的地區，如江西撫州“出米多”，“厭河蟹麥飯，以為粗糲，既不肯吃，遂不肯種”。
信州玉山縣“謝七妻不孝於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白粳飯”。
此外，如饒州“民種蕎麥，可充一兩月糧。異時饑饉，得蘿蔔、雜菜，和米作糜，亦可度日”。
“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他們的主食與北方人相同。
而在海南島的話，“所產粳不足於食，乃以薯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
南方瑤人“耕山為生，以粟、豆、芋魁充糧”。上述事例說明南方人也並不單純食稻。
至於蔬菜的話，需要說明，蔬菜在宋人的飲食中佔有重要地位，人稱“蔬亞於谷”。
在宋朝時的蔬菜品種就已經十分豐富了。
像是在兩浙路的臨安府，蔬菜品種有苔心、矮黃、大白頭、小白頭、黃芽、芥、生菜、波稜(菠菜)、萵苣、苦、姜、蔥、薤、韭、大蒜、小蒜、茄、梢瓜、黃瓜、冬瓜、葫蘆、瓠、芋、山藥、牛蒡、蘿蔔、甘露子、茭白、蕨、芹、菌等。
而在江南東路的徽州，蔬菜品種有芥、芹(包括竹芹、水芹)、蒜、蔥、姜、韭、胡荽、芸臺、苜蓿、頗稜(菠菜)、蘆菔、百合、芋、牛蒡、茭首(茭白)、菌、筍、蘇、枸杞、蒿、苦、苦薏、馬蘭、薺、莧、藜、蕨、瓠等。
在福建路的福州，蔬菜品種有菘、芥、萊菔、烏葵、白豆、萵苣、芸臺、雍菜、水靳、菠、苦、、東風菜、茄、莧、胡荽、同蒿、蕨、姜、蔥、韭、薤、葫、冬瓜、瓠、白菱荷、紫蘇、香芹子、茵、陳紫菜、鹿角菜、芋、枸杞等。
很多蔬菜也有不同品種，按《菌譜》記載，菌類就有合蕈、稠膏蕈、慄殼蕈、松蕈、竹蕈、麥蕈、玉蕈、黃蕈、紫蕈、四季蕈、鵝膏蕈等名品。
由此看來各地的蔬菜品種也有差別，而南方和北方的差別尤其突出。
比如蘇軾是四川人，曾寫詩讚美故鄉的元修菜，“點酒下鹽豉，縷橙姜蔥。那知雞與豚，但恐放箸空”，自稱“去鄉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
他的另一首《春菜》詩說，“蔓菁宿根已生葉，韭牙戴土拳如蕨，爛丞香薺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
“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稜如鐵甲。豈如吾蜀富冬蔬，霜葉露芽寒更茁。久拋菘葛猶細事，苦筍江豚那忍說”。
這裡面還有南方因氣候的關係，導致冬菜比北方豐富，宋朝時葷素調配的菜餚也相當普遍。
宋人沿用和發展了前代的醃漬等加工技術。
如開封夜市中出售者有辣腳子姜，辣蘿蔔，鹹菜，梅子姜、萵苣、筍、辣瓜兒等。
臨安市中出售者有姜油多、薤花茄兒、辣瓜兒、倭菜、藕、冬瓜、筍、茭白、糟瓊枝、蓴菜筍、糟黃芽、糟瓜齏、淡鹽齏、菜、醋姜、脂麻辣菜、拌生菜、諸般糟淹、鹽芥等。
當然，素食的發達當然與佛教也有關，少“士人多就禪剎素食”。
有一仲殊長老，“所食皆蜜也，豆腐、煤有奉、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唯有蘇軾“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
宋時已出現了素菜用葷腥命名的情況。
如素蒸鴨是“蒸葫蘆一枚”。玉灌肺是用“真粉、油餅、芝麻、松子、核桃、蒔蘿”六種作料，加“白糖(飴)、紅曲少許為末，拌和蒸熟，切作肺樣”。
假煎肉則是用“瓠與麩薄切，各和以料煎，麩以油浸煎，瓠以肉脂煎，加蔥、椒、油、酒共炒”。
而肉類和水產的話，也很豐富，宋人的肉食中，北方比較突出的是羊。
北宋時，皇宮“御廚止用羊肉”，原則上“不登彘肉”。
陝西馮翊縣出產的羊肉，時稱“膏嫩第一”。
宋真宗時，“御廚歲費羊數萬口”，即“市於陝西”。
大致在宋仁宗、宋英宗時，宋朝又從“河北榷場買契丹羊數萬”。
宋神宗時，一年御廚支出為“羊肉四十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兩，常支羊羔兒一十九口，豬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可見豬肉的比例很小。
宋哲宗時，高太后聽政，“御廚進羊低俗作品請刪除及羔兒肉，下旨不得以羊羔為膳”。
看來羊羔肉尤為珍貴，即使到南宋孝宗時，皇后“中宮內膳，日供一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