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歷代統治者都把農業當作根本性的大事來抓，採取一系列督促、鼓勵、組織農業生產的措施，在國家經濟政策上向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方向傾斜。
透過發展農業，封建國家可以徵收穩定的土地稅來保證財政收入，還有利於社會穩定，將農民緊緊束縛在土地上。
統治者認為，發展工商業不如經營土地使生活有保障，還會加劇勞動力從土地上流失，造成種種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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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重農抑商、以農立國就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治國主張。
這一政策在封建社會初期，對於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鞏固新興地主政權，起了積極作用。
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重農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
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這一政策的消極作用就更明顯。
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君列傳》
就像漢代的晁錯說“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漢書食貨志》
由此，晁錯的觀點成了西漢王朝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的依據，認為商人會動搖國家根本，大大的不好，於是開始著重抑制商人。
到了後面明清兩代“重農抑商”的具體表現的話，首先是重農，清朝的雍正帝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群趨而為工，群趨為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
“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小民舍輕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
“苟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所難行，惟在平日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之為貴，崇尚樸實，不為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為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為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清世祖實錄》
至於抑商，首先，在商業方面，明清兩朝都繼承傳統的專賣制度，對鹽、茶等實行專賣，獨佔專利，不許民間商人染指。
其次，早在1429年，明政府就宣佈把順天、應天、蘇州、松江等33個府州縣的市肆門攤稅提高五倍。
到明中後期，商稅更是有增無減，山東臨清的商稅七八年間就幾乎增加了兩倍半多，江蘇吳縣滸墅關的商稅在21年間增加了將近四倍。
到了萬曆中後期，明神宗派遣礦監稅使四出征斂，“行貨有稅矣，而算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算及廬舍，米麥菽粟饔飧也而稅，雞豕肉食也而稅，耕牛騾驢一畜產也而稅。”——《明史記事本末礦稅之弊》
後面的清朝更是關卡林立，“關津有過路之稅，鎮集有落腳之稅”。
除正稅外，還有各種名目的雜稅，如康熙年間江西南昌、饒州、吉安、撫州四府，原先的“歲額無多”，但“有司假以侵漁，吏胥又從而苛之，多徵且至一二十倍”。
包括1381年明政府還規定“商賈止衣絹、布。農家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得衣綢、紗。”
1506年又“禁商販、僕役、倡役、下賤不許服用貂裘。”
1521年還規定“商賈、技藝之家器皿不許用銀。”
在手工業方面，明清兩朝都組建龐大的官營手工業。
明代官營手工業佔用工匠達30萬人，還有為之服務的民夫180萬人。
清代雖將官匠改為僱募，但仍保留相當規模的官營手工業。
官營手工業的存在，擠佔了民營手工業的發展空間。
明清政府還對民營手工業加徵重稅，並壓價收購手工業產品。
如景德鎮官府除設“御窯廠”燒造瓷器，還把部分燒造任務交給民窯承擔，叫做“官搭民燒”。
這種官搭民燒，官府付給窯戶的價錢往往很低，實為壓價收購。明代“大樣瓷缸每口估價銀五十八兩八錢，二樣瓷缸每口估價銀五十兩”。
實際上“大樣缸每口給銀五十兩，二樣缸每口給銀十八兩。”
這些措施，都極大的打擊了商業的發展，可見在重農抑商方面，古代的封建王朝都是不遺餘力的，當然，宋朝稍稍除外，並沒有清晰的資本主義的觀念，還是太保守落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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