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耆卿說“古有四民，日士，日農，日工，日商。”
“士勤於學業，則可以取爵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於技藝，則可以易衣食;商勤於貿易，則可以積財貨。”
“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
以及南宋葉適則說“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
他們都認為商業與士農工一樣也是“本業”，不應加以抑制。
黃震說得更好“國家四民，士，農，工，商”，“同是一等齊民”，認為商人與士，農，工一樣平等。
因此宋代四川從事商業的人也很多，其中茶商最多，“成都府據川陸之會，茶商為多。”
甚至曾以“君子不言利”自詡計程車人也在經商了，如四川士子在科舉時總是遲到，原來是因經商所誤，“蜀士嗜利，多引商貨押船，致留滯關津。”
此外，一首詩也形象地表明瞭宋代士人販茶的情況。
“山園茶盛四五月，江南竊販如豺狼。”
“頑兇少壯冒嶺險，夜行作隊如刀槍。”
“浮浪書生亦貪利，史笥經箱為盜囊。”
“津頭吏卒雖捕獲，官吏直惜儒衣裳。”
“卻來城中談孔孟，言語便欲非堯湯。”
“三日夏雨刺昏墊，五日炎熱譏旱傷。”
“百端得錢事酒灸，屋裡餓婦無餱糧。”
“一身溝壑乃自取，將相賢科何爾當!”
可見，宋人已將義，利統一起來了，蘇洵說“義利，利義相為用”。
王安石也說“利者義之和，義固所為利也”。
甚至連婚姻也不論門第而論財了，“進士登科娶妻論財”，由此，宋人對商業的痴迷可見一斑，怪不得連士人都要經商了。
最後就是宋代四川茶業領域未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原因了。
雖然宋代四川出現了一些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但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如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經濟——“交子“的出現;僱傭勞動的普遍存在;包買商經濟——預付款的出現，都是在四川實施通商法時，發展得較好，可通商法並未貫穿兩宋四川的始終，後來被茶馬法，茶引法所取代，這些有利因素的發展趨勢就不那麼樂觀了。
宋初在四川實施通商法時，商人可以與茶園戶自由交易，商人積極投入茶葉貿易中，因這一領域獲利很多，“商於海者，不寶珠寶，則寶犀瑁;商於陸者，不寶鹽鐵，則寶茶銘”。
以致出現了商人向茶園戶預付貨款的現象。
可自從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政府實施茶馬法後，政府禁止商人與茶園戶直接交易，政府直接收購茶園戶的茶葉，商人只能從政府手中購買茶葉，預付款這種信用形式被由政府給茶園戶的茶本所代替，“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米，高估米價，強表茶戶，謂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錢，即作一貫支依，仍令出息二分”。
“春茶既發，茶戶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青苗錢'，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
可見，表面上為茶本，實際上卻破壞了茶園戶的生產條件，“是官於園戶名為平市而實奪之。”
“園戶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
由於商人與政府之間的分利關係，當商人在茶業領域獲利不多時，就會把商業資本從茶葉貿易中拿出來，“自茶法榷行以後，商旅更不興販，所收稅錢絕少”，又“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
現在茶業流通領域出現了障礙，當然會對茶業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到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
而商業資本天生就喜歡追求利潤，當其從茶業領域退出後，就會轉向他處。
土地被認為是風險係數最小的財產，又能源源不斷地生息。
因此，許多商人把資本用來購買土地，即“以末致富，用本守之”。
如四川的一位商人發達後，就曾大量購買土地，“子今婿成都良家子，而阜通山澤之利，不過數年遂為富家翁，是昔之十頃田，五畝宅，革而為百，革而為千，以至於億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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