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市交易,如將交子要取見錢,每貫割落三十文為利,每歲絲蠶麥米將熟,又印交子一兩番,捷如鑄錢。”
可見,交子是由成都的富商“連保”集資,印造的。
交子在茶業經濟領域中是很活躍的,“蜀中舊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為浩瀚。”
茶業領域商品經濟的繁榮促進了貨幣經濟的發展,從另一方面也證明宋代四川茶業經濟的確已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為資本主義的產生準備了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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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就是僱傭勞動的普遍存在。
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生,除了需要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外,還需具備其他條件,即“一方面是貨幣,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所有者,他渴望由別人勞動力的購買來增殖他所佔有的價值量。”
“另一方面是自由的勞動者,他是自身的勞動力的出賣者,從而是勞動的出賣者——必須相互對立而發生接觸。”
包括列寧也說“所謂資本主義,是指商品生產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不僅人類勞動產品是商品,而且人類勞動力本身也成了商,宋代四川茶業領域裡貨幣,生產資品。”
那麼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如何呢?
由於史料不足,無法肯定回答.但僱傭勞動已發展到相當規模,如四川“茶園人戶多者歲出三五萬斤,少者只一二百斤”,又“光義等各為僱召工人,每日僱錢六十文,並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只作得茶一袋,計一十八斤。”
製茶18斤,需工人4個,則200斤需44人,那麼5萬斤,就需要1.1萬個工人,六七十萬錢。
一萬多工人在一個大茶園裡勞動,他們當然有技術分工了。
其實,宋代四川的僱傭勞動非常普遍,“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者,且為浮客,為佣力“,如四川邛州的一些農民,”日趨成都府小東郭橋上賣工,凡有錢可僱其充使分擔負也。”
怪不得宋人這樣說“今之農與古之農異,秋成之時,百逋叢身,解償之餘,儲積無幾,往往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者,比比皆是也。”
茶業經濟領域僱傭勞動者的身份問題,由於史料問題,不太好確定,不妨來看一看鹽業領域的情況,且看北宋四川陵州知州文同的上奏“井研縣……始因土人鑿地植竹,為之'卓筒井',以取成泉,粥煉鹽色。”
“後來其民盡能此法,為者甚眾,遂與宮中略出少月課,乃倚之為奸,恣用鐫琢,廣青山澤之利,以供侈靡之費。”
“訪聞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八……所謂卓筒井者,……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實多少數目。”
“每一家須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逋逃,變易名姓,來此俯身賃力。”
“平居無事,則俯伏低折與主人營作,一不如意,則遞相扇誘,群黨譁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鎮市,飲博奸盜,靡所不至,已後又投一處,習以為業。”
“切緣井戶各負借人驅使,雖知其如此橫滑,實亦無術可制。”
可見鹽業領域的僱傭勞動也非常普遍,每一家需役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
還比不上大多數茶園戶所僱的工人數。
這些勞動者是從他州別縣跑來出賣勞動力的,是自由的勞動者,乃“浮浪無根著之徒。”
平時,他們“俯伏低折“地給僱主勞作;不如意時,就會“遞相扇誘,群黨譁噪,算索直,偃蹇求去”,甚至跳槽,轉到另一家去幹,成為家常便飯。
“已後又投一處,習以為業”。
僱主對此也無可奈何,“實亦無術可制”,可見,這些勞動者是很自由的。
還有就是包買商經濟——預付款的出現。
也就是在宋代四川的茶葉生產中,已經出現了了商人向茶園戶預付本錢的情況,一般情形下,商業資本只在流通領域內運作,不參與生產過程,商業資本轉向生產過程時,表明包買主開始控制生產者,“(包買主)專門從事銷售產品和收購原料的商業業務,並且通常以這種或那種形式使小手工業者從屬於自己。”
這樣,商業資本開始向產業資本轉化,這也表明商業資本已發展到一定水平,而“商業資本的存在和發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前提。”
和社會觀念的更新。
宋代對待商業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宋政府在開國初期,就釋出了一些“恤商“的詔令,“所在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筐搜尋。”
“榜商稅則例於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自今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
神宗時,又規定“減免汴京國門商稅數十種,稅錢不滿三十文的免徵,運貨至邊易轉勿稅,石炭至京不徵“為了保證詔令的實施,嚴防官吏欺壓商賈,特規定“滯留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財物,贓重者,徒一年”。
不僅如此,而且在服飾,科舉方面也較漢代有重大改變,如“今後富商大賈乘馬,漆素鞍者勿禁“卷,“如工商雜類人等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並解送”,明確規定商人可以騎高頭。
而且商人中的“奇才異行者,還可以應舉,這些政策對商人都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從而也促進了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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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於我們再來看一看宋代士大夫對商人及商業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