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中商賈持鈔引至京城兌換現錢時，榷貨務會發放印歷給交引鋪戶，令其將鈔引逐名登記於印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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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賈以鈔引申請支兌現錢時，須由交引鋪戶以自身資產作抵押為其擔保，“每鋪戶據名具申三司，開封府取責門鋪，曉示客人，許令下鈔貼算”。
商賈唯有交引鋪戶予以保任，榷貨務方可支付其現錢。
除此，商賈長途販運鹽茶時，從發起地途經禁榷地區，可以沿途合併納稅。
京師榷貨務將販運商賈登記於文簿上，向其發放公憑，以備沿途稅務檢驗核查，半年後交至京師榷貨務。
與此同時，榷貨務招徠交引鋪戶充當商賈納稅擔保，若是商賈違欠稅錢，交引鋪戶亦要承擔連帶責任。
商賈未於規定期限納稅，如違期一個月，按貨物價值每十千罰錢一千計算，如違期三個月以上，除按月納錢外，則差遣專門人員審查貨物的價值，將原先所抵押的家業一併罰沒填充。
若是罰沒不足，則需為商賈作擔保的交引鋪戶代為交齊。
交引鋪戶擔保制降低了在鈔引兌換過程中政府所承擔的風險，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鹽茶商賈兌換鈔引的效率。
然而基於鹽茶的高額利潤，不少交引鋪戶往往利用擔保權，阻擾留難客商，與榷貨務官吏串通勾結剋扣錢物，“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多，以昧人主而張虛最。”
交引作為政府向入中商賈發放的支償票據，是交引鋪戶經營的主要商品。
交引從發放到兌換，存在著時間差，這讓交引鋪戶買賣交引成為可能。
而交引從收購到售賣又存在著價格差，正是低價購入、高價賣出所帶來的可觀利潤，成為交引鋪戶樂於從事交引貿易的重要原因。
交引鋪戶的鹽茶鈔引交易活動對入中具有重要的影響。
宋代交引鋪戶的交引收購價格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同的時期根據實際情況的不同，交引的收購價格亦起伏不定。
如交引收購價格最高的時期當屬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至天禧二年(1018年)，其間以原價100貫為基準，最高收購價格比率為94，最低為84。而到宋仁宗皇佑年間，以茶引為例，相較之前宋真宗時，最高收購價比率降至65，最低竟降至2。
以鹽鈔為例，自熙寧以降，除元符二年(1099年)七月出現了167200的較高收購價比率與崇寧二年(1103年)出現了5的較低的收購價比率之外，其餘時間鈔引的收購價比率基本上都在30至50之間波動。
在鹽茶鈔引買賣活動中，交引鋪戶往往會在市場中佔據主動和優勢。
交引鋪戶為謀取暴利，當市場上鈔引貶值時，便趁機極力壓低鈔引收購價格。
如熙寧十年(1077年)，原價每席六千的鹽鈔，交引鋪戶以每席二千多便可購得。
崇寧時，解鹽已是大壞，其時解池已無解鹽償付入中，然而政府仍然遵循舊法發放解鹽文鈔，商賈只得將其攜帶至京城低價賣給交引鋪戶。
當時交引買與賣的價格甚是懸殊，交引鋪戶有時用五到十貫便可收購原價一百貫的鹽鈔。
在此情形下，入中商賈無利可獲，難以調動其入中的積極性，無疑將影響邊地軍需供應。
河北兵起，錢銀糧草匱乏，故允許商賈入中以供軍需。
商賈入中河北後，則攜帶文抄憑證赴京城批轉換帖，方可於解州榷鹽院支取解鹽；而往陝西入中以後，若商賈想算請解鹽，則可攜帶文抄憑證到京城榷貨務換帖，然後支取交引赴解池請鹽。
算請鈔引過程已是複雜，又加之有時候因國庫積儲現錢少而無法支償逐漸增多的入中商賈，故持引商賈難以儘快兌換見錢，甚至有滯留京師累月經年而不得者。
更有甚者，“商人既已入中，候其換交引，往亭場，川路修遐，風波阻滯，計須二年以上方到江、潭。”
於是，商賈便會將交引降低價格轉賣給交引鋪戶。
即使對入中商賈有所虧損，但比長期滯留京師難以支兌而言，卻有可權衡之處。
入中商賈請領鈔引本是過程複雜，而及時出售交引與交引鋪戶，則可免去算請之繁，加快資金週轉。
而如果茶鹽交引在京師很少有交引鋪戶收買，則便會虧損商賈利益，使其沒有充足的資金從事入中，而有誤邊地軍需。
總之，這就是宋代為了籌集邊關軍需糧草的交引政策，可以說有好有壞吧，大家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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