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種推動是出於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但客觀上由於科舉入士成為了風尚，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
明清兩朝時，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大部份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這還不算童生和識字的女子這些，真的是很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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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算在科舉被廢除以後，它仍然在中國的社會中留下不少痕跡。
例如孫中山所創立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五權分立，當中設有的“考試院”便是源出於中國的科舉考試傳統。
另外，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中國大陸的高考中看見。
例如分省取錄、將考卷寫有考生身份資訊的卷頭裝訂起來，從而杜絕判卷人員和考生串通作弊、稱高考最高分者為狀元等等，俱是科舉殘留的遺蹟。
至於科舉制對現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影響的話，需要說明，現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的確受到了中國科舉制的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這充分反映出科舉制中蘊涵著的現代性。
中國科舉制對西方產生影響可追溯到16世紀。
1569年，葡萄牙傳教士克魯茲所撰《中國遊記》將中國的科舉制介紹到西方。
1583年，葡萄牙修道士胡安·岡薩雷斯·德萬多薩所著《偉大的中國》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科舉制的內容和方法，此書被譯成多種文字，廣為流傳，激起了歐美人士對中國科舉制的關注。
英國是最早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英國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形成的過程中對中國的科舉制也最為關心，從1570年至1870年，英國出版的介紹中國科舉制的書籍就達70多種。
英國於1793年、1816年及以後，多次派外交使節到北京實地考察中國的科舉制度。
目前，西方學術界公認現代西方文官制度源於中國的科舉制。
曾任美國聯邦人事總署署長的艾倫·坎貝爾教授來華講學時曾說“當我接收聯合國的邀請來中國講授文官制度的時候，我深感驚訝。因為在我們西方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中，當談及文官制度時，都把它的創始者歸於中國。”
西方國家於19世紀中期開始相繼實行文官制度。
在此之前，英、美等國政壇均實行“政黨分贓制”。
這是一種以“政治上可接受性”為標準的政治錄用體制，一般由執政黨根據錄用物件的政治立場、政治忠誠和經濟支援來決定取捨。
按單一政治標準的選官制存在著明顯而嚴重的弊端，它不僅大大降低了官員的業務素質和政府的行政效率，還導致嚴重的腐敗，當時歐美政壇以錢謀官、賣官鬻爵之風盛行。
針對“政黨分贓制”的積弊，英、美率先進行改革，效仿中國科舉制，建立了獨立於政黨政治之外的政府官員的“考選制”。
“考選制”的建立，意味著西方政治體制中官僚政治的產生。
從此，西方政治精英中出現了一批不同於傳統政客的，經考試進入權力體系的職業技術官僚。
現代西方政體中的所謂“文官”或“公務員”主要是指這批職業技術官僚。
“考選制”的實質是將“業務標準”引入政治錄用，以利於統治效率的提高。
西方文官制度中公務員的考核錄用，在形式上也與當年中國的科舉制有相似之處。
現在西方國家對公務員的考選中的公開競考，多級考試、逐步淘汰等原則和方式都直接繼承了中國的科舉制。
所不同的是現代西方國家的政治錄用，基本上是將錄用物件分為兩類政客與官僚，分別依據不同標準進行衡量——政客以政治標準為主，官僚以業務標準為主。
也就是說西方政體對政治錄用雙重標準統一問題的解決，體現在權力精英的整體上，而不同於科舉制下雙重標準的統一體現於個體。
因此，現代西方政體尚不能有效地培養出集政治與業務素質於一身的、德才兼備的權力精英，而只能依靠政客與官僚的相互補充與制衡。
所以我們可以看對比和結論。
首先，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確對西方國家有很大影響。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西方文官制度是源出自中國古代科舉制度。
美國學者威爾·杜蘭在其宏篇巨著《世界文明史》中，盛讚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是“人類所發展出的選擇公僕的方法中最奇特、令人讚賞的方法。科舉制度後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鑑，其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可與四大發明相媲美。”
這是跨時代的創舉，與西方中世紀貴族政治中所體現的由血緣出身來決定的等級差別不同是，科舉制本身強調的是平等精神。
他們無一例外地認為，“該制度本身無疑是值得推崇並仿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