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西方政治精英中出現了一批不同於傳統政客的，經考試進入權力體系的職業技術官僚。
現代西方政治體系中的所謂“文官”或“公務員”主要是指這批職業技術官僚。
“考選制”的實質是將“業務標準”引入政治錄用，從而有效的抵禦了官場的腐敗及任人唯親的宗法原則，極大的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為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開創了全新的局面。
許多西方學者認為科舉對歐美現代文官制度的影響，堪稱為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
甚至有人將科舉制對世界文明的影響與四大發明相比。
早在1835年，英國人羅伯特·英格爾斯在《中國文庫》英文雜誌上撰文探討中國的科舉考試，並預言。
“英國東印度公司，就選拔文官而言，已採用了這一原則，這種中國人的發明創造在印度的充分發展，預示著或許將來有一天，它會像火藥和印刷術一樣，在國家制度、甚至是歐洲的國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偉大變革。”
到了1868年10月，在中國京師同文館任總教習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出席在波士頓召開的美國東方學會上提交宣讀的論文《中國的競爭考試》中。
極力建議美國政府應向新近實行文官考試的英、法等國一樣建立文官考試製度，並向長期實行科舉制的中國學習，他認為這將對美國的文官政府產生積極作用，其益處將大於以往的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技術方面的發明。
丁韙良的觀點對美國的文官制度的建立產生過一定影響。
873年，美國文官委員會在爭取建立文官制度時，借用了丁韙良的說法，認為考試選官的效用比指南針和火藥等更大。
1943年，鄧嗣禹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對西方考官制度的影響的文章，為了撰寫這篇文章，他查閱了70多種關於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專著和論文，他們大多是發表在1570年和870年之間的英語版本。
依據大量的資料，鄧嗣禹得出結論說“毋庸置疑，中國的科舉考試製度被介紹給了西歐國家，為各個國家所採用並得以逐步適應它們自己的特點。”
與此同時，還有西方國家借鑑中國科舉制度作了進一步的論證，說。
有證據表明，第一，中國的科舉制度在英國廣為人知。
第二，有關那個時代競爭考試理論的期刊文章和議會辯論均與中國的這一制度相關。
第三，議會內外一致認為，科舉制度是中國創立的一種制度，而且不容否認。
第四，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先於中國而是用一種競爭性的官員考試製度。
即使到了1947年，美國學者克拉克在《哈佛亞洲研究學報》上發表的《中國科舉考試中的子弟與才士之爭》一文中指出。
“以科舉考試為核心的中國文官行政制度的創立，是中國對世界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馬克伊爾在1996年研究了各個國家的公務員制度及其淵源以後，得出結論。
第一，在現代公共管理研究中，西方學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華帝國的影響。
第二，競爭考試以及高階公務員制度起源於中國並且這種制度已由中國發展到了很高的水準。
第三，中國的經驗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世界範圍內的公務員考試製度以及精英高階公務員制度。
第四，這些制度的絕大部分都帶有通才和非代表性官僚佔統治地位的特徵。
第五，比較而言，美國的公務員制度具有專才佔統治地位的特點。
值得人們深思的是，當西方國家急於研究、仿效中國的科舉制度，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起適應近現代西方社會需要的公務員制度的時候，發明了科舉制度的中國人卻在迫不及待地剷除這一制度及其所造成的社會影響。
在科舉被廢后較長的一段時期，中國一直未能重新建立起公開、剛性和程式化的選官制度。當時中國的官員選拔制度甚至倒退到了科舉之以前諸形態。
民國年問曾借鑑西方體制推行公務員制度，由於種種原因，那只是一次失敗的嘗試。
949年解放後，我們黨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完全拋棄了透過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這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
改革開放以來，政治體制改革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而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又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我們借鑑西方的文官考試製度於982年，原勞動人事部在《吸收錄用幹部問題的若干規定》中首次提出了“考試錄用”要求，即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吸收錄用幹部“實行公開招收，自願報名，進行德、智、體全面考核，堅持考試，擇優錄用”的方法。
經過幾年的實踐探索，993、1994年，國務院選後正式頒佈了《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和《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它標誌著考試錄用工作開始進入法制化、規範化的軌道，也標誌著我國錄用公務員考試體系的正式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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