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因為元朝統治者不願意看到漢人習武，所以終元一代，沒有舉行武舉。
到了更後面的明王朝建立的前一年，即吳元年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就頒佈了文、武兩科取士的詔令，廣求天下能人賢士。
洪武三年八月，文舉鄉試如期開科，第二年會試。
會試三場過後，第十天面試，朱元璋親自觀其騎射。
朱元璋主張亂世用武，治世用文。洪武朝正是由亂入治之時，朱元璋的心思是：透過科舉取士，一次性選取出文武雙全的人才。
可是，從洪武三年到洪武五年，文舉連試了三年，朱元璋認為這些挑選出來的“後生少年”才不堪用，就罷科舉不用。
一直到了洪武十七年才重新開科，同樣只從文科取士，未開武科。
三年後，即洪武二十年1387年），禮部看朱元璋還沒有開設武科的意思，就奏請立武學，用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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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大不以為然，回覆說，你等這是將文武分拆開來，長此以往，天下就沒有文武全才的人了。
其後的建文、永樂兩朝，也都沿襲了朱元璋的思想，未開武舉。
到了英宗朝，大明帝國已不復洪武、永樂兩朝的威風霸氣，也沒有仁宣兩代的承平晏樂，盜賊蜂起，邊患頻仍。
監察御史朱鑑於是上《請設京衛武學疏》，以唐代武舉挑選出裴端、郭子儀為例，說就因為唐王朝得到了這樣的蓋世大材，從而收到再造奇功，提出開武學，以典武科的建議。
正統六年1441年）五月，英宗正式批准朱鑑的奏請，下令在南京、北京各辦一所武學，立武學學規。
少年英宗慨然有鞭撻四方之志，思慕太祖、成祖的偉烈雄風，聽說瓦剌犯邊，便輕啟親征之舉，結果在土木堡被俘，武舉之立也因之擱淺。
到了天順八年(1464年)，也就是大明朝建立後的第九十六個年頭，英宗病逝，憲宗即位。
憲宗深以“土木之變”為恥辱，而西北邊防也已成為了明王朝的心腹之患。
再者，武職世襲弊竇叢生，八股取士又難錄得全才，於是，於該年十月批准公佈了明朝第一部《武舉法》。
也就是說，天順八年為明朝武舉的起始年。
不過，從《憲宗實錄》的記載來看，天順八年武舉雖已開科，但無一人應試。
究其原因，是明王朝過於重視文化輕視武學，社會上形成了濃重的“右文左武”風氣，人們都以文舉為正途，以考中進士為榮耀，不屑於武學和參加武舉科考。
明人吳騫輯在《東江遺事》中寫東江鎮帥毛文龍在萬曆年間參加武舉時，還提到：“明俗輕武人，鄉有習武者，目為兵，不齒於所親。”
按照查繼佐《罪惟錄》卷十八《科舉志》上的說法，由於明代士兵的戶籍為軍籍，和普通民籍有別，且犯罪的人就被罰去當兵，這使得軍職人員社會地位低下，從而影響到了武舉發展。
很多世家大姓不以子孫中武舉為榮，反以為恥，認為這是自輕自賤，汙損先祖這做法。
經過從天順八年(1464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近四十年的發展，武科考試程式與專案算是初步完善，但武舉考試卻經常中斷，規模並不是很大。
嘉靖年間的《武舉錄》記：成化年間的武舉錄取名額，不過二名到七名左右；弘治年間的武舉錄取名額，不過十五名到三十名左右。
明朝武舉制度的成熟階，是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的四十年間。
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明武宗詔令武科考試結束，自己將在是府賜宴武舉人，該宴就賜宴中府，稱“會武宴”，此舉，開明代武舉賜宴的先河。
正德三年1508年），明朝兵部出臺了《武舉條格》，進一步完善了《武舉法》。
武舉制度也發展成了鄉試、會試兩級考試製度。
像是前文說過的，武宗朝的武舉人許泰，是大明朝現有史料可考的武舉人中，官職最高左都督）的一個，也是唯一被皇帝收為義子、唯一被賜國姓朱）、唯一被封爵安邊伯，永定伯）的一個。
明武宗朱厚照重視武學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