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容上，明律與唐律的精神實質相同，但是明律對輕罪的處罰，比唐律要輕；對重罪的處罰，比唐律要重。
即所謂“輕其輕罪，重其重罪”，這是封建統治和司法鎮壓經驗的總結。
朱元璋在《大明律》序文中說：“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
他要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
也就是說用禮法並用的兩手進行統治，對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禮義來教化，對不聽教化而決意進行反抗的“頑民”，則用法律來鎮壓。
《大明律》幾次修訂，創造出新的體系結構，它吸取了唐律的基本精神，融合了唐以後到明初30年的統治經驗，是一部簡於唐律，嚴於宋律，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所發展的封建法典。
(2)酷法《明大誥》的頒行。
除了《大明律》外，朱元璋還吸取元朝綱紀廢弛以至覆亡的教訓，遵循“刑亂國用重典”的思想，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時，於公元洪武十八年頒佈了《大誥》。
“大誥”，原是帝王對下臣的告誡。
早在西周時周公對殷商臣民的訓誡，被編成《尚書·大誥》。
朱元璋效法周公，把自己的嚴刑峻法稱作大誥，這是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的獨創。
《明大誥》共有四篇，236條，包括法外用刑的具體案例，朱元璋對臣民的訓誡以及為懲治吏民的特別法。
《明大誥》是歷史上空前嚴峻的一部法典，是超出五刑的酷法。
它不但任意擴大了族誅、凌遲等酷刑範圍，還公然把早已廢除的肉刑列在《大誥》上。
例如，挑筋、斷指、刖足、割鼻、斷手、閹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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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誥》不僅是辦案的根據，還作為國子監學和科舉考試的必修課程，朱元璋下令“全國軍民人人誦習”。
要求塾師宣講《大誥》，民間也要習讀《大誥》，做到家傳人誦。
甚至家藏《大誥》，犯罪可減等處罰。
全國爭購《大誥》成風，一些士大夫也以此作為進身之階，爭相講讀。
朱元璋為什麼這樣重視立法？
在《皇明祖訓》中有他一段話可以得到解答。
他說：他“起兵40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他有能力駕馭臣民。
但是後世子孫是“宮生內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他們將來做皇帝時，恐其威嚴不足，所以要制定一部“歷代相承”的法律，使“子孫守之”。
一句話，就是用法律來維護朱明王朝的統治。
到建文皇帝即位以後，認為重典治國、法外用刑，有害於“情法適中”，《明大誥》才逐漸廢棄不用了。
可是《大明律》和《大明誥》雖好，但也並不是完美的，只適合某一個時期，畢竟制度是要與時俱進的，像是到了孝宗時，此時明代已經歷經一百多年了，《大明律》已不能適應當時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變化，為了鞏固統治，於弘治十三年，又制訂了《問刑條例》279條，其中主要內容：
除官吏瀆職罪加重懲罰外，一般犯罪均改重從輕；擴大了贖刑的適用範圍；禁止販賣官私引鹽和盜掘礦產等等。
這個條例在相當程度上糾正了過去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弊端，是一部輔助《大明律》不足的重要立法，是明代百年來刑事條例的立法經驗的總結。
又過50年，到明世宗嘉靖年間，推行新政，社會經濟政治關係劇烈變動，原有的法律法令不可避免地出現輕重失宜的弊端。
於是又重修《問刑條例》，加重了對侵佔公私財產罪的刑罰，對於威脅明朝社會安定的“逃聚山谷”的流民，採取重法制裁，加強專制主義集權統治。
到明神宗萬曆年間，為了解決量刑上含糊不清、區別不明的特點，從進一步規範化的角度，又修訂《問刑條例》，對強行販賣私鹽的行為，從重打擊。
以上弘治、嘉靖、萬曆三朝對《問刑條例》的修訂，是明朝中後期的重要立法，其重要價值在於伴隨社會生活的發展，突破了朱元璋的嚴刑來維護祖宗成法不可更改的束縛，使刑事條例達到規範、劃一，對明律的統一適用和司法審判的準確和效率有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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