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元朝確立了一整套由蒙古族地主貴族所壟斷的司法體系。
而中央司法機關除刑部和御史臺外，還設立了管理蒙古族貴族事務、具有獨立管轄範圍的中央司法機關——宗正府。
它負責審理京師附近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訴訟案件。
另外，還專門設立宗教審判機關——宣政院。
僧侶具有強大的勢力和尊貴的地位，僧侶的奸盜、詐偽、致傷人命等重大刑事案件由地方長官審理後報宣政院，其他刑事案件由寺院主持僧審理，地方官吏不得過問。
僧俗之間糾紛，則由地方長官約會寺院主持僧一起審理。
這種司法制度確認了僧侶在司法審判上享有特權。
元代的司法審判權除宗正府和宣政院掌握外，還設有中政院、道教所和樞密院分別掌管有關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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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院是執掌宮廷事務的機關，負責審理內廷官吏的案件。
道教所是執掌道教事務的機關，負責審理與道教有關的案件。
樞密院是執掌軍事大權的機關，負責審理重大軍事案件和校尉軍官案件。
可見，元代的司法管轄，不僅實行地區管轄，也根據民族、身份、宗教的不同，實行特別的專門的管轄。
因此看來，元代的蒙古族貴族實行野蠻與落後的統治，根本談不上法制秩序。
雖然元律也規定了迴避、上訴、量刑等制度，但實際上司法官員根本不去執行，形同虛設。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任意不任法的朝代。
正如元代著名戲劇家關漢卿在其名著《竇娥冤》中透過劇中人所說的：“官吏無心正法，百姓有口難言”，“衙門自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這是元朝司法昏暗的真實寫照。
不過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元朝由於經濟關係的發展和各民族的融合，民事糾紛日益增多，民事訴訟較宋朝有新的發展。
其一是出現了代理制度，主要是在田宅、婚姻、繼承等案件中實行，這也算是歷史的進步。
其二是在民事訴訟中廣泛運用調解，有民間調解和司法機關調解。
調解的結果對當事人具有法律效力，訴訟雙方一般不得再以同樣事實和理由重新提起訴訟，這也算是歷史的進步。
而元朝之後，就是明朝了，比之元朝，明朝的律法更值得說上一說。
因為中國古代法制史中，歷代開國君主都比較重視修定法律，明朝的開國君主朱元璋更是尤為突出。
1364年，朱元璋打下武昌，此時，他雖尚未建立起明王朝，但已考慮到“正綱紀，立法度”了。
經常在他的吳王府西樓上召見議律官，請他們坐下來，從容討論律文。
他認為“元氏昏亂，威福下移”，“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也就是說，元末法紀廢弛，吏治腐敗，招致滅亡，因此，治亂世，刑不得不重，不可不猛。
他還認為“法貴簡當，使人易曉”，條款不可繁瑣，律意不可含糊。
他為創制劃一的法制，煞費心機，力求保持法律的穩定性，樹立法律的威信。
(1)重典《大明律》的制定。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建立明王朝後，便立即召集儒臣和刑官每天給他講解20條唐律，以便為制定一部新法典作準備。
公元1373年(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和翰林學士宋濂編修《大明律》時，每擬好一篇呈上貼在宮內廡廊之上，由他細細審定。
第二年，《大明律》修成，分12篇，“篇目一準於唐”，是唐律的翻版。
公元1397年(洪武三十年)最後完成的《大明律》，共30卷，460條。
這時，朱元璋已70歲高齡，為頒行《大明律》，他親臨午門主持典禮，發表諭旨，闡明製作律誥昭示臣民的目的。
《大明律》可以說是中國封建法典中比較成熟的一部法典。
在體例上，明律突破了唐律12篇的老傳統，首創按六部分類的形式，共七篇：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
這是中央集權加強在立法形式上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