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人為第四等，也叫蠻人、新附民，指最後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內各族(淮河以南的人民)。
元朝在實行民族歧視、壓迫政策的同時，又對各民族上層進行了拉攏和聯合，甚至給予他們許多特權，以擴大蒙古貴族的統治基礎。元朝的這種民族政策，體現出其政權是以蒙古貴族為核心、包括各族上層在內的封建統治階級聯合專政。
相關歷史資料佐證，四等人制度是最早出現於忽必烈至元二年，而且經過不斷的發展，並在以後的歲月裡進一步完備。
不過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在元朝五世十一帝，九十八年的統治中，雖然有著以四等人制為基石的嚴格社會等級劃分，但是元朝不禁異族通婚。
也就是說四個等級之間的人們是可以相互通婚的。
這點可以從元至元八年二月，忽必烈頒佈的聖旨條畫中的一款看出：“諸色人同類自相婚姻者，各從本俗法;遞相婚姻者以男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
按照《元章典》的相關記載，在各個等級的通婚方面，包括了三項準則：
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從本俗法。
第二，以男子為中心，各族的人遞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為主。
第三，以蒙古人為上，他族男子與蒙古女子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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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元代時候，蒙古貴族與平民不相通婚，貴族之間彼此嫁娶，稱為“忽答”，即姻親。
此外，“安答”之間也互相嫁娶，結成“安答忽帶”，即義兄弟姻親關係。
雖然在實際上，元朝並沒有把四等制度做硬性規定，比如你只看元代法律條文的話，根本就找不到這個制度，可他又確實存在。
所以與其說這是個制度，倒不如說這是在元代社會中一個幾乎公開化的潛規則。
作為統治者的蒙古人，在面對文明和社會制度都高於其的漢人階層時，防範之心時比不可少的。
《草木子》記載：“天下治平之時，臺、省、要官皆北人為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為者，不過州、縣卑秩，何亦僅有而絕無者也。”
同時在元朝時期，各族之間雖然可以自由通婚，但蒙古人還是有著獨有的特權。
在那個時代，漢人的地位是比較低下的，每個村莊都有蒙古人駐紮來當保長，直到明朝建立後，漢人才逐漸有了自己的地位。
“四等人制”這種不公平的民族等級制度，存在嚴重的區別對待，最常見的就是在法律方面。
比如《元典章》卷四三有明確記載：“至元二年(1265年)二月，忽必烈下詔，凡殺人者雖償命訖，仍徵燒埋銀五十兩。若經赦原罪者，倍之。”
《通制條格》規定蒙古人在於漢人發生鬥毆時“漢人不得還報，指立證見於所在官司陳訴;如有違反之人，嚴刑斷罪。”
也正是這些雙標方式，使得在元朝統治下人數眾多的漢人愈發不滿元朝的統治，才為後面的推翻暴元埋下了基礎。
畢竟無論是《西域人與元初政治》一書還是《劍橋中國史》，都對“四等人制”持弊大於利的觀點。
即便它曾在元朝社會中發揮過加強統治的作用，但是在最終落實和推行到全國的實際影響上，使得國內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矛盾加劇導致社會動盪，直到最後元朝的統治被農民起義所推翻。
這也正常，畢竟人們所向往的，並非是特權，而是一碗水端平，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嘛，要是元朝能做到公平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話，想來，也不會有那麼多人但對他，迫不及待的推翻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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