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代的慣例，對犯下死罪的重案犯，還必須是“聚錄”，即多名法官一起錄問，以防作弊。
有些重案實在是事關重大，在聚錄一次之後，往往還要從鄰州選官，再錄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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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真宗朝的一條“刑事訴訟法”規定：“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獄具，請鄰州通判、幕職官一人再錄問訖。”
在錄問時，若發現案情存在疑點，被告人可能含冤，錄問官有責任駁正，否則要負連帶責任。
“諸置司鞫獄不當，案有當駁之情，而錄問官司不能駁正，致罪有出入者，減推司罪一等。”
即出現錯案之後，錄問官按比推勘官罪減一等的原則問責。
如果錄問官能夠及時駁正錯案，則可獲得獎勵。
“錄問官如能駁正死罪一人者，命官減磨勘兩年免兩年考核），吏人轉一資升職）；二人者，命官轉一官升官），吏人轉二資；……如駁正徒流罪者，七人比死罪一人給賞。”
古人相信人命關天，因而駁正死刑判決，獲得的獎賞最厚。
不論古今中外，在刑事審判中，多設一道把關的程式，嫌疑人便減少幾分受冤屈的危險。
我們無法統計宋代到底有多少刑案被告人因為錄問程式而免於冤死，但我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錄問的意義：
北宋前期曾於京師設“糾察在京刑獄司”，作為專門監察司法的機構，當時一個叫李宥的官員擔任糾察官時，有一次錄問開封府審訊的一個死刑犯，發現“囚有疑罪，法不當死”，卻被開封府尹往死裡整。
李宥即給予駁正，並對開封府尹提出彈劾，迫使府尹被坐罪免職。
同“鞫讞分司”制度一樣，錄問的司法程式，在宋亡後也被遺棄了。
而一宗刑案如果錄問時沒有發現問題，檢法時也沒有發現問題，那麼就轉入下一個程式了，也就是擬判。
我們以州法院為觀察樣本，判決書通常是由推官或籤判起草的，他們根據推勘官審訊清楚的犯罪事實，以及檢法官檢出的法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擬出判決書草稿。
然後，這份判決書交給本州政府的法官集體討論。
宋朝實行連署判決制度，連署的法官類似於是一個“判決委員會”，州的行政長官——州太守則是委員會的當然首席法官。
法官們如果對判決書沒有什麼異議，就可以簽署了。
但簽名意味著負責任，日後若是發現這個案子判錯了，那麼所有簽字的法官都追究責任，用宋人的話說，“眾官詳斷者，各令著名，若刑名失錯，一例勘罰。”這叫做“同職犯公坐”。
當然，如果你覺得判決不合理，也可以拒絕簽字；倘若有法官拒絕簽署，那麼判決便不能生效。
這樣的“同職犯公坐”機制，可以促使每一個負有連署責任的法官謹慎對待他經手的判決，從而最大可能減少出現錯判。
像是宋太宗時，蓬州良民張道豐等三人被官府誤當成劫盜，給抓了起來，知州楊全生性“悍率矇昧”，欲判張道豐三人死罪，基本上就要定案了。
但錄事參軍邵曄發現案子有疑點，硬是不肯在判決書上簽字，要求楊知州核實。
楊全不以為然，不過錄事參軍不簽字，判決書便不能生效。
這時張道豐等人也“呼號不服”，州法院只好將他們“繫獄按驗”。
不久，真正的劫盜落網，張道豐三人無罪釋放，知州楊全因“入人罪”，被削籍為民。
邵曄則受到朝廷嘉獎，宋太宗讚許他：“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
賜給邵曄五萬貫錢，同時下詔要求各州縣法官以楊全為戒。
對判決持有異議的法官，還可以採取比較消極的做法——在判決書上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見，這叫做“議狀”。
日後若證實判決確實出錯了，“議狀”的法官可免於問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