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們滿腹狐疑，因為廣東河泊所是個徵收漁稅的機構，雖是個肥缺，但主官只是個九品職位，皇帝怎麼會突然關注這個小衙門呢？
正當他們揣摩皇帝提問的意圖時，吏部尚書回奏說那裡有空缺。
雍正皇帝又說：“內閣藍供事勤於公事，忠於職守，可以補授這個缺。”
得到意外任命的藍供事正在萬分錯愕間，前來宣讀任命的太監又向他傳了一道皇帝的口諭。
“想吃魚應該自己下河去撈，不得佔漁民的便宜！”
這下藍供事才恍然大悟，知曉原來昨天晚上與自己對飲的官員竟是當朝皇帝。
於是藍供事一邊慶幸自己當時沒有出格悖論，做出什麼不好的舉動來，又一邊感恩於皇帝的恩德，百感交集之下，口莫能言，只是涕淚橫流磕頭謝恩。
透過這個小故事可以得知，雍正帝雖然以吏治嚴酷、鐵腕反貪著稱，可是他對官吏們的假公濟私行為居然也如此容忍，著實出人意料。
可見即使冷酷剛硬如雍正帝，也深知當時官場的貪腐已呈常態，根本無法杜絕，為了朝政正常運轉，便只能適度放任，任其自然了。
如果說，藍供事只是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工作之餘順手謀點私利，那麼晚清時的小吏就十分囂張了，他們甚至敢利用自己掌握的環節勒索官員，甚至連封疆大吏也要讓他們三分，比如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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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作為晚清位高權重的朝廷重臣，就遭到過小吏的勒索，可他非但沒有發作，反而還乖乖地認了，一句脾氣不敢有。
據《李鴻章全集》記載，李鴻章擔任淮軍統帥時，每年的軍費報銷數額達白銀3000萬兩之巨。
可是他去辦理報銷時，戶部的承辦書吏竟向他索要“部費”，理由是為了“多添書手，日夜迅辦”，這樣才能提高效率速辦速結，否則，“僅就本有之人，三數年不得了事。”
李鴻章統軍作戰，軍情火急，如果軍費不到位，軍餉不能發放，軍械無法採購，如何能打仗，片刻都不能耽誤的事又怎能等上幾年？
誤了軍機，吃了敗仗，他這位統帥可是要被朝廷處以軍法的。
情急之下，李鴻章也只能放下身段與書吏們協商。
原本書吏要索取回扣一厘三毫，即報銷一百兩得一兩三錢，以3000萬兩的報銷額度計算，回扣是約40萬兩，合人民幣4000萬元，這真的是太恐怖了，想想就害怕。
於是經過反覆討價還價，李鴻章最後只得認栽，雖然沒有給40萬兩，但也給了足足8萬兩，同樣是一個了不得的數字。
一個小小的書吏，竟然敢在事關存亡的軍國大事上勒索封疆大吏，如今想來當真是匪夷所思，可當時卻真就發生了，你能說什麼，可見那時官場腐敗到何種程度。
在那種氛圍下，真可謂洪洞縣裡無好人了，大官大貪小官小貪，只要是個官想不發財都難，最終苦了百姓。
像海瑞那樣弄得如此清貧，想來是拒絕了所有俸祿以外的灰色收入，而他又有一大家子要養；為了辦公，他還要僱傭師爺和書手，這些錢都要從他自己的俸祿中出，如此一來，日子自然清苦，在當時的官場環境中，除了他海剛峰，還有誰能如此自律呢？
由此可見，在中國歷史上，封建官場的貪腐從未被真正杜絕。
不管是朱元璋的堵，還是雍正疏通，雖然在絕大多數人眼裡，認為朱元璋的堵，不如雍正的疏。
但實際上，兩者的效果幾乎可以說是差不多，例如雍正之後，大清的貪腐依然存在，甚至更嚴重，還流傳出“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
所以，嚴刑峻法未能嚇阻官員們鋌而走險，高薪養廉只是反襯了人性的慾壑難填。
要徹底改善官場風氣，不能依靠人治和自律，必須健全和完善監管機制，把權力關進位制度的籠子，將官員的行為暴露在陽光下，接受群眾的監督，這也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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