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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宋高宗紹興三年農曆十一月，在一場小型火災發生過後，宋高宗痛定思痛，強行規定每個社群周邊都要各留四丈空地以作“火巷”。
如果一個社群發生火災，至少可以透過寬曠的火巷來隔阻火苗，使其不至於延燒到相鄰社群。
但是杭州知府梁汝嘉卻拒不執行這一道聖旨，為啥？
因為城區裡的北方難民太多，達官貴人太多，居住需求瘋狂上漲，杭州房價呈百倍速度暴漲，針尖大的地皮都恨不得蓋成房子，即使朝廷強行拆除民宅、開闢火巷，隔不了仨月，火巷當中又會冒出不計其數的新房子，政府拆不勝拆，防不勝防，與其阻攔，不如順其自然。
說到南宋杭州房價之高、房地產開發之火爆，《三朝北盟會編》有幾例可以作證：宋高宗的御醫王繼先冒著被砍頭的風險做了開發商，“于都城廣造第宅，起蓋房廊，收領賃值。”
宋高宗的親舅舅韋淵在杭州、鎮江、蘇州、嘉興等四個城市同時興建聯排公寓，對外出租，平均每天可以得到兩萬文的租金收入。
曾經與岳飛同時抗金的名將張俊、大將韓世忠在宋金議和之後也都涉足房地產開發，張俊僅在杭州就開發了幾萬間簡易房，平均每天可以得到兩百萬文的租金收入。所以說房地產果然是暴利啊！）
這些帶著“紅頂子”的開發商手眼通天，神通廣大，強佔官街，填埋運河，豈能預留火巷與消防通道？
搞得杭州住宅鱗次櫛比，一家失火，家家失火，延燒起來比導火線都快。
與此同時，火災出現得越是頻繁，老百姓重建家園的成本也就越高，為了減少成本，杭州民宅從瓦頂變成席頂，從席頂變成草頂，易燃性越來越強，引發火災也就越來越容易。
所以很多時候，官兵遇火是直接拆房，“放火”更是被列入十惡。
跟今日的消防隊一樣，宋朝的消防隊也大多屬於軍隊編制。
前文說了，在北宋開封，每隔三百步稍稍解釋一下，這裡的“步”並非大家所理解的步行的步，而是量地弓的基本長度，一步為五尺，摺合今天一米五）設一個“軍巡鋪”。
兼管治安及消防，相當於派出所兼消防隊。
每個軍巡鋪發放長矛若干、弓箭若干、水桶若干、火叉若干、鐵錨若干、斧鋸若干、消防梯若干。
弓箭用於捕捉盜賊，水桶、火叉、鐵錨等物自然用於防火。
水桶可以滅火，火叉、鐵錨、斧鋸可以用來幹嗎呢？
答案就是拆房。
沒錯，宋朝沒有消防車，沒有高壓水槍，大火一起，無法撲滅，只能退而求其次，將燃燒範圍控制住，使已經燃燒的地帶儘快燒完，儘可能不引燃相鄰房屋。
怎樣控制燃燒範圍呢？
最常見的做法就是用斧鋸、火叉、鐵錨拆房，使牆體倒塌下來，一是可以降低火苗的高度，二是能讓倒塌的牆體壓滅一部分火苗。跟今天相比，當時的消防技術還是非常落後的。
為了彌補技術上的不足，宋朝政府還試圖用嚴刑峻法來控制火災發生的頻率。
在北宋法典《宋刑統》與南宋法典《慶元條法事類》當中，“放火”均被列入十惡。
十惡是最高階別的刑事犯罪，包括謀反、篡位、兒女謀殺父母、妻子謀殺丈夫等等，像這類犯罪在古代中國通常是“遇赦不赦”，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不可以減刑。
宋高宗紹興元年，紹興大火，延燒民房近千間，死者約七百人，事後朝廷調查罪魁禍首，竟然找不到始作俑者。
宋高宗大怒，命令從紹興試行防火保甲法：每相鄰十家為一保，每相鄰十保為一團，以後無論哪一保、哪一團發生火災，都要交出引火之人，如果交不出，同保、同團之人一起承擔責任。
此法屬於中國歷史上既臭名昭著又源遠流長的連坐法，無論在法理還是在情理上都說不通，野蠻之極，可是也確實能收到一定成效。
百姓之間互相監督、風險共擔，朝廷監管起來就容易多了，雖然不能杜絕火災，至少能降低火災發生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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