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極深刻的歷史見解，而又以詩語出之，千古罕見。
事實卻不是“制夷狄”而是為“夷狄”所“制”。
因而自然引出“漢計誠已拙”這一判語。
“漢計誠已拙”語簡意深，是全詩主旨所在。
因為前文說了，漢代的“和親”與宋代的“歲幣”，同是乞求和平，為計之拙，正復相同。
詩中表面上是說漢朝，實際上是說宋朝，而且妙在一經點出，便立即轉入“女色難自誇”，以接回明妃身上，否則就成了《和親論》而不是《明妃曲》。
同時，不得不說，這也是個很奇特的現象，雖然大家的印象中總是覺得宋朝很軟弱，老是給人家賠錢，但值得稱道的一點事，不管如何軟弱，整個宋朝，都無一例和親的例子。
彷彿這成了他們堅守的一個底線，那就是不管如何賠錢，哪怕稱臣納貢都行，我就是不跟你和親，算是為保護女性權益做出了貢獻。
這是真的，的確很奇怪。
要知道，在中國古代史上，可是存在著相當廣泛的和親現象，就型別而言，有中原王朝和少數民族政權間的聯姻、割據政權與少數民族政權間的聯姻、割據政權間的聯姻、少數民族之間的聯姻。
就朝代而言，有漢與匈奴、漢與烏孫、孫吳與蜀漢、隋唐與吐谷渾、隋唐與突厥、唐與吐蕃、遼與西夏、以及後來滿蒙聯姻等等。
無論形式怎樣變化，但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這些都是政治利益的驅動，公主們雖然高貴，但在這方面毫無人權可言，只是可悲的政治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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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縱觀整個和親史，宋朝就顯得很突兀了，哪怕有漢唐的例子在前，也堅持不肯和親，要知道一旦和親就可以不用給歲幣了，但宋朝就不，可謂是仗著自己有錢為所欲為，就是不肯低下自己高傲的頭顱。
而之所以如此，很多人研究過，原因有很多，一是宋朝士的文官們雖然看不起武將，但更看不起這些蠻夷，主張以物質厭其欲，堅決的反對和親、割地等認為有辱國格的事情。
像是富弼、賈昌朝等是持這類觀點的代表人物。
比如當時遼興宗曾派劉六符等南下宋朝議割地、和親事宜，當割地的要求被北宋的談判代表富弼等人拒絕後，他們就提出了與宋和親的要求。
可富弼卻藉口婚姻易生嫌隙而婉言拒絕。
“結婚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
賈昌朝對和親的反對態度更是溢於言表，他說。
“始，昌朝館伴契丹使者，建言和親辱國，而尺地亦不可許。朝議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市於元昊，昔尚結贊欲助唐討朱泚，而陸贄以為不可。後年乃知吐蕃陰與泚合。今安知契丹不出此邪？’於是，命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辭，因奏此疏。”
還有就是北宋是理學發端的時期，南宋是理學的興盛期，故而兩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親與倫理道德相對立，像上文提到的賈昌朝，就認為“和親辱國”。
而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更是把“中國結婚夷狄”視作“自取羞辱”。
理學使傳統的夷夏之防觀念深入人心，它用新的方法來闡述封建倫理綱常和等級秩序，逐步成為兩宋時期的思想文化的主流。
受理學思想的影響，傳統的民族偏見大大加深，漢族的正統觀念由此奠定，和親之策自然而然就被削弱。
因而當少數民族政權提出和親請求時，宋人心理是無法接受的。
像是《宣和遺事》開篇即言“中國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人慾也，皆是陰類”。
所以，宋朝並沒有出現“和親”現象，即使在面對遼、夏的和親請求時也是堅決拒絕和親。
包括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推崇以文德來治理國家，像是趙普在《上太宗請班師》中說“以威德御之”；孫覺在致神宗“勝夷狄之患”的上疏中說：“蓋陛下新即大位，夷狄未見威德，故敢或為侵侮以窺我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