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有識之士如陶侃、庾翼雖大聲疾呼反對賭博，但在這股潮流之中顯得微弱而蒼白。
著名的文士葛洪“性寡慾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在當時被認為是稀罕的事，竟被記入正史的本傳之中。
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士大夫賭博之普遍。
到了唐代，士大夫賭博之廣泛也不遜於魏晉，僅就知名度較高的唐代詩人而言，參賭或嗜賭者即十分普遍。
李白、杜牧、溫庭筠以“詩酒輕狂”、放浪形骸而聞名於世的固不必論，就連自稱“每飯不忘君”的“詩聖”杜甫和人稱“百代文宗”的韓愈也不諱言喜歡賭博，其他如陳子昂、王翰、崔顥、高適、岑參、李益、白居易、劉禹錫、元稹、張籍等人，都可在其詩文、傳記中不時看到本人或他人賭博的記敘和描寫、議論，如李白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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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六博快壯心，繞床三匝呼一擲。
呼盧百萬終不惜，報仇千里如咫尺。
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
以及高適的：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仇身不死。
連杜甫青年時代，都曾寫過一首《今夕行》，可以說是那個時代士大夫賭博風氣的代表作：
今夕何夕歲雲徂，更長燭明不可孤。
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
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
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就連韓愈和白居易，一個提倡“文以載道”，以續周孔道統自任；一個主張“詩以採風”，自稱“十首秦吟近正聲”，以諷喻詩為民請命，在歷史上已是不可多得的正人君子。
可即使是這樣強調仁義道德的人，同樣毫無顧忌地追求聲色貨利，“好博盨之戲”。
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實際上代表了唐朝後期以來士大夫整體的社會傾向。
即一方面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天下為己任；一方面經濟條件改善，著意追求人生享受，聲色犬馬，無所諱言。
而且這樣一種風氣，一直沿襲到宋代，因為趙宋王朝號稱“與士大夫共天下”，所以在這個時代，士大夫社會地位之優越，政治作用之重要，經濟條件之優裕，就整體而言，是歷朝所無法比擬的。
正由於此，因為經濟待遇及其優厚，所以這時計程車大夫們更是喜歡賭博，但又頗有魏晉逸風，並非著眼於錢財，而是更在於娛樂和刺激本身。
像是《淵鑑類函》記載瞭如下一則軼事，頗能說明此意。
章得象與楊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返奩與宗諤，封識未嘗。
也就是說一個晚上輸錢達三十萬之多，不可不謂巨，但仍然安臥如常。
贏了他人金子一匣，可是回家後連封條都懶得開啟來清點一下，他日又原璧輸還。
連著名的愛國詩人陸游也特別喜歡飲酒和博戲，在當時頗引人注目的。
包括此時盛行於城市之中的關撲，就常常有士大夫官僚參加，《夷堅志》和元好問的《續夷堅志》中都有士大夫關撲的軼事。
當然，這類賭博對於士大夫來說根本是廉價的消遣遊戲，錢物的輸贏完全不在意下，更注重在這裡面尋求刺激，而更多的是尋求刺激，圖個樂子而已。
所以，李小魚他們一幫武舉生和文舉生約定比試寫詞的事情轟動全城時，也引發了一場場的滔天賭局，引得無數多的文人士大夫紛紛參加，大手筆的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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