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躬先生的《談升官圖》介紹了清代乾隆年間的一張升官圖，“可以說是升官圖中最複雜的了。
也是用四顆骰子擲，共分德、才、功、良、由、贓六等，變化也格外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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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特恩、封典、世爵，有京官、外任，有漢員、滿員，更有捐官、贖罪，以及遇到了所屬上司還得送見禮等等，將清朝官場的規律表現得一點也不遺漏。
而且還將清朝官場的陋習，像捐官、贖罪等也都表現出來，真可說是一張清代官場的縮影。”
確實，升官圖可以說是封建官僚制度在博戲中的投影。
升官圖具有濃厚的遊戲色彩，其內容對熱衷功名計程車大夫有很強的吸引力，同時又是一種賭博手段，這三種因素決定了它自產生以後一直能夠廣泛流行，幼自兒童，長至老翁，卑如市井小民，尊如朝廷命官，都有它的愛好者。
宋人趙必盙的《沁園春》詞就有：“看做官來，只似兒時，擲選官圖”的句子，正表現了人們對此的心理和這一社會現實。
並且從宋代開始，骰子選格嬗變出一些形式不盡相同而實質又很相似的博戲，大抵分為兩類。
一類是將升官圖“超升”為神仙的“選仙圖”。
清人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三雲：宋時有選仙圖，亦用骰子比色，失為散仙，次為上洞，以漸至蓬萊、大羅等列仙。
其比色之法，首重緋四，次六與三，最下者么，凡有過者，謫作彩樵思凡之人，遇勝色仍復位。
可見，選仙圖只是把升官圖的各級官名改為各種名號的神仙，連升遷降黜的骰彩都完全一樣。
選仙圖的流行更為廣泛，連皇宮中都有線索可尋。
清高宗乾隆皇帝就曾“御製”《群仙慶壽圖》，“用骰子擲之，以為新年玩具。”
到慈禧太后時，又將其重加增訂，再繪新圖，並將其與銀骰盆、象牙骰子一起賜給大臣，以博戲取樂。
至於民間坊刻的各種選仙圖，更是五花八門，天津楊柳青、蘇州王榮興、四川綿竹等地年畫坊都曾刻印過選仙圖以及與之相類似的圖譜，供人博戲，甚至本世紀四十年代，仍在民間流傳，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另一類與升官圖相似的是“攬勝圖”，最早見於記載的這類博戲叫“消夜圖”，其內容是遊歷，易官名為地名。
宋人王珪有《宮詞》雲：
盡日窗間賭選仙，小娃爭覓倒盆錢。
上籌須佔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
可見，無論升官圖還是選仙圖，它們的主要功能都是賭博，即使在深宮內院，也不例外。
所以這種玩法在宋朝特別受歡迎，文人士大夫尤其喜愛。
因為文人士大夫賭博的風氣由來已久，比如魏晉時期計程車族因其在政治上處於統治地位，他們可以“平流進取，坐致公卿”，世代高官厚祿，並且有廣大的莊園作為其雄厚的經濟後盾，所以好賭博。
不過，稍微不同的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不言錢利，所以在賭博中也多不以錢財為目的。
而是希圖在自由、活躍、緊張的賭場上尋求精神上的超脫和享受，在放蕩不羈的行為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本性，獲取一個通脫曠達的名聲，尋求一種對名士風範的認同感。
比如西晉大名士王衍，與彭城王司馬權賭射，贏了司馬權十分珍惜的一匹快牛。
司馬權對王衍說：“你如果想把它作為坐騎，我無話可說，若是想吃牛肉，我可以拿二十頭牛來換它。既不耽誤你的口腹之慾，又保留下我的心愛之物。”
但王衍視寶物尤如糞土，二十頭牛又哪裡放在眼中，根本不理會司馬權的請求，毫不猶豫地“遂殺噉”。
其人揮金如土，放誕豪侈的風度可謂驚世駭俗。
東晉一流名士、宰相謝安，在決定東晉存亡的淝水大戰前夕，為了安定人心，也意態閒適地與謝玄以圍棋賭別墅。
平時謝玄總是佔上風，但此日謝玄因大敵當前而心神不定，竟輸給了謝安。
謝安隨即回頭對侍立在旁的外甥羊曇道：“這座別墅就送給你了。”
這場賭賽與王衍賭牛同樣可謂豪賭，也同樣地不以所賭珍物為意，雖然後者有明顯的政治意義，但二者前後相隨，互相認同的心跡仍歷然可尋。
在這樣一種風氣影響之下，所以當時計程車大夫無論在朝或在野，都熟悉博弈之事，也都參與到賭博潮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