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如果老朱泉下有知的話，也不知道會不會氣的從棺材裡蹦出來，活活掐死這些不肖子孫。
而且，最奇葩的是，明朝皇帝對待太祖制定的祖訓，也模稜兩可，怎麼說呢，還是那句話，是該遵守的不遵守，不該遵守的卻偏要遵守。
比如折騰了明朝上百年的倭寇問題，就是朱元璋的祖訓折騰出來的，因為朱元璋同志看不起商人，所以某一天突然腦袋一抽，嚴厲規定，從今以後‘片板不得下海’，由此明朝開始了長達兩百年的閉關鎖國，也就是海禁。
這可就慘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只要有利潤存在的地方，就必然會有商人，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嘛。
馬克思同志更是說過，300的利潤，足以讓商人們鋌而走險了，更何況是“利可十倍”。
像是與日本人的長期交往，讓許多沿海地區的富商大賈們都見識到了彼此貿易所能帶來的豐厚利潤。
所以不少沿海豪戶，都建造有巨型的船舶，進行著大規模的走私貿易，“法不能止”。
這些走私貿易存在的本身，其實是對明朝嚴厲的海禁政策與抑商政策的一種撥亂反正。
可大明朝的這種由朱元璋制定的國策，本身是違反了人性，違反了社會的常態。
而且與富戶們的大規模走私相伴的，是明代中葉的政治腐敗，遍地貪官。
尤其是土地的兼併程度變得越來越嚴重，沿海許多苦於生計的貧民，因此也紛紛入海求生。
其中還包括一些宦途失意計程車紳，以及窮困潦倒的秀才。
最後，這些勢力在非官方的潛規則的整合下，逐漸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武裝走私集團。
他們的前哨是沿海的富商大姓，富商大姓們替他們囤積、銷售貨物。
當市舶司還存在的時候，民間的私市可謂相當繁榮，走私的貨物也能夠很順利地運銷出去。
這些走私集團不會與那些“入貢”的日本人在銷售渠道上發生衝突。
可是，在市舶司被全部撤銷之後，“入貢”貿易的正常渠道完全被關閉，那些攜貨而來的日本人，只好將自己所帶的貨物，賒賣給本地的商人。
走私集團的銷售渠道與日本“入貢”的銷售渠道出現了嚴重的撞車。
貨物無法順利銷售出去，許多日本人開始轉向更為便捷的生財之道：燒殺搶掠。
與日本人相似，中國的民間走私集團也日益陷人困境。《明實錄》當中有一段記載，可以充分說明這和問題。
當時的沿海民間走私集團中，最著名的首領是王直與徐海。
他們貨物交易的中轉站是餘姚的富戶謝氏，明朝撤銷市舶司之後，謝氏手裡的那些“倭貨”難於出手，只好大量降價拋售，自然就欠下了王直等人許多貨款。
王直、徐海等人不斷逼索，而謝氏又根本無力償還，萬般無奈，於是謝氏竟恫嚇王直等人：“如再相逼，我將向官府告發你們。”
王直等人不甘心財貨兩空，就伺機報復。
他們糾集一群同夥，包括與其熟識的日本倭人，趁深夜沖人謝宅，燒殺搶掠人，將其家財一掃而空。
荒誕的是，地方官員聞訊之後，竟翫忽職守，懶得做任何調查，想當然地向上司報告說這是一起倭寇入侵。
先例一開，王直、徐海等人此後所到之處，也無不打著倭寇的旗號。
其實這些倭寇集團的內部，真正的倭寇寥寥無幾，這些“中國倭寇”的出現，讓沿海的海防形勢更加嚴峻和複雜，但政府卻仍然一律簡單地將他們全部當作日本的真倭寇處理。
於是後果越來越嚴重，到了萬曆年間，倭寇以經成了明朝的大患，在東南沿海燒殺搶掠，肆無忌憚，如入無人之境，甚至都差點打到南京了。
多虧後面出了個戚繼光，辛辛苦苦的練兵，廢了及其龐大的人力物力，才將倭寇剿滅乾淨，當然，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被逼的活不下去的大明子明。
由此可見，在古代的封建王朝裡，開國太祖們定下的國策還是極為重要的，能極大影響後世子孫的運程，老朱雖然治國能力強，手腕硬，但畢竟是苦出身，眼力見兒差點，所以制定的國策大多都很扯淡，並沒有什麼明顯的作用，反而害苦了後人。
比如他親自確立的接班人，建文帝，就是被他莫名其妙定下的國策給害死的。
與之相比，老趙就明顯要棋高一籌了，制定的國策廢話不多，但都很有用，所以宋朝比明朝活的長，而且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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